喬治·阿門多拉（第4/14頁）

法：隆哥在引證1944年5月寫的一封信時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指責您，指責您否認抗拒陶裏亞蒂，並且把那次抗拒的全部責任推給斯科奇馬羅。他稱您為“野心家、變色龍”。

阿：隆哥說了一句更為嚴重的話。他說：“你是雅各布式的人物。”雅各布·貝爾蒂是一位同志，因狡猾、推卸責任而受到批評。我對隆哥的話非常惱火。我對他嚷道：“不，你不應該這樣說。”但是那次爭吵不是書面的而是口頭的。隆哥的那封信我從沒有看到過。我猜想是，信到羅馬時我已到米蘭去了。5月7日我到達米蘭，與隆哥的會見開始是很親切的，又是接吻，又是擁抱等等。可是很快就爭吵起來，因為他不僅從政治上而且從品德上批評我。他指責我多變，不只是因為我改變了立場，而且根據米蘭同志的看法，我改變立場是出於野心。多變是真的，我並不否認自己改變了立場，但我認為指責我出於野心是對我的侮辱。關於與巴多利奧合作的必要性，隆哥一直同意陶裏亞蒂的意見。但是，隆哥待在北方，而北方對巴多利奧並不太感到失望。此外，北方還面臨一個現實問題，要與一支來自法國並正向巴多利奧求助的武裝力量的主力部隊接觸。這是一支無論裝備或經費都極為充足的部隊。

法：傳說您與隆哥老是水火不相容，是這樣嗎？

阿：不，只是在那個時期，時間也不長。經過一番暢所欲言的交談以後，我、隆哥和塞基亞便很快在一起工作了，我成了隆哥的得力助手。自從1931年我到達巴黎以來，隆哥一直是我的偶像。他是起決定作用的人物，甚至有人說發生轉折是出於隆哥的意願，連陶裏亞蒂也接受這樣的轉折。盡管當時我22歲，而他30歲，但我們之間的關系是很親熱的。我跟陶裏亞蒂也是一見如故。我去巴黎時，原以為隆哥和陶裏亞蒂是兩個可怕的人物，可是我後來發現他們平易近人。我在巴黎時經常要挨餓，因此常到隆哥家吃面食，而到陶裏亞蒂家吃米飯。請注意，我還要指出，米蘭的爭論與其說是隆哥和阿門多拉之爭，還不如說是隆哥和斯科奇馬羅之爭。那次是我提高嗓門，而不是隆哥，因為他有皮埃蒙特人的好脾氣，跟陶裏亞蒂一樣，他從不提高嗓門。是我的脾氣不好，而不是隆哥。我和隆哥之間的關系即使在解放後也一直是很好的。在開發南方的鬥爭中，我不是求助於隆哥嗎？

法：是的，但聽說您指責他“把酒倒在菜湯裏，弄得亂七八糟”。人們認為缺乏互相理解是由於你們出身不同，您的出身更加接近資產階級，而隆哥更接近無產階級。

阿：胡說八道。隆哥從未在菜湯裏摻酒，我也從未這樣指責過他，而是隆哥講述過他的祖父母在菜湯裏摻酒的事，而且也沒有把湯搞得亂七八糟，而是一種湯的喝法。我與隆哥在飲食方面的唯一不同是：我喜歡面食，因為我是生活在羅馬的那不勒斯人；而他喜歡米飯，因為他是都靈人。至於有人想把我說成是貴族，隆哥是無產者，那是錯誤的。我們兩人都是資產階級出身。我是羅馬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他是皮埃蒙特的小資產階級商人出身。是的，他的家庭原先務農，但後來他的父親遷至都靈，開了一家酒店。我與隆哥不同之處是，我的青年時代更加美好，加入共產黨以前有一段時間我參加了許多體育運動，盡情娛樂。從政治上說，我來自自由黨。而隆哥從17歲起就是共產黨員了。

法：好吧，好吧，我們不講隆哥了，講陶裏亞蒂吧！您的那次抗拒，是不是也有點因為對陶裏亞蒂不在意大利冒生命危險感到不滿？

阿：不……絕不是這個原因。不幸的人被阻在莫斯科，怎能參加意大利的抵抗運動呢？我們參加了抵抗運動，因為我們能從法國回來，在政治上是幸運的。陶裏亞蒂在法國被捕並被判刑，1940年又被送往莫斯科，因為那時還有共產國際。問題不是我們在冒生命危險，而陶裏亞蒂不在冒生命危險。戰爭期間莫斯科不是指揮所。當然也不能說陶裏亞蒂缺乏勇氣。他的勇氣不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生理上的。在西班牙戰爭中，他始終戰鬥在第一線，這難道不能反映他的勇氣嗎？請注意，我對陶裏亞蒂的批評只涉及他在不了解意大利的現實情況下要從莫斯科領導黨。我和他是真正的朋友。

法：然而，我聽說您與陶裏亞蒂之間發生過激烈沖突。我還讀過他的一次講話，他指責您是個講私情而不講原則的人。

阿：不，不……陶裏亞蒂是一個十分有禮貌的人。他對人越嚴厲時，越有禮貌。他從不辱罵我，因為他極有自制力。請讓我告訴您，陶裏亞蒂是怎樣表現的。在1962年的黨代會上，我做了一個赫魯曉夫式的發言。陶裏亞蒂不贊同再責難斯大林，便冷冷地說：“我要對你作出回答。”可是，下面就是他的回答：“討論太受感情支配了。例如，阿門多拉同志表現出他並未很好地理解蘇聯。也許他的見識太狹窄了，也許他旅行的機會太少了，今後有必要讓他更多地出去旅行。”陶裏亞蒂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從來不大聲叫嚷，也不辱罵人。跟他在一起時遇到的唯一麻煩是難以沖破他的靦腆的障礙，他總是同我們保持距離。對斯大林的某些攻擊使他惱怒是因為勾起他對往事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