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阿門多拉（第3/14頁）

法：阿門多拉，開始我的采訪吧！隨便談，不要受金箍的束縛，也不要擔心七零八落。我們就從您與隆哥正在進行的歷史性爭論開始。這次爭論十分有趣，因為兩個共產黨人在大庭廣眾之中吵嘴，這還是第一次。這件事就像聽到您在1943年曾反抗陶裏亞蒂一樣使人吃驚。

阿：請注意，作為個人，我跟陶裏亞蒂很合得來。我一直是陶裏亞蒂的崇拜者。可是當1943年底我們收到那封無線電報，命令我們與巴多利奧[6]合作時，我堅決不執行。我的回答是斷然的：“這是個建議，僅僅是個建議而已。我們就是這樣對待它的。陶裏亞蒂在莫斯科不可能判明我們所處的境況，也不可能了解別人的反應，例如社會黨人與行動黨人的反應。他是黨的領袖，這是事實。但是他只有在回到意大利時，才能執行黨的領導職務；只要他不在意大利，人們就不能接受他的領導，不能接受遠距離的領導。領導應該在這裏。”甚至在後來他回來時，我也是這樣跟他說的。他笑了，並對我說：“你有道理。”陶裏亞蒂總是說別人有理。

法：但這次您確實有理。

阿：確實，我完全有理。事實上當時這樣想的也不只是我一個人，我們在羅馬的人都反對那份電報。斯科奇馬羅是一位教授，有點天真，他反對是出於他那常常表現出來的刻板的教條；我反對是由於政治原因……您看，在9月8日以前，我始終是一個最傾向於與巴多利奧接觸的人。我在許多事情上批評他，但不願與他中斷關系。巴多利奧代表著一種力量，民族解放委員會[7]的其他一些成員是傾向於它的。巴多利奧手中掌握著那些被流放和監禁的同志的命運……當時我們最優秀的朋友或遭到流放或被監禁，例如巴葉塔，還有我的兄弟彼得羅。我打算營救他們，為此甚至設想過在停戰以後與巴多利奧一起組織政府。可是9月8日那天，那些人全部逃跑了。羅阿塔[8]手下的人四處逃竄，亂成一團……您不了解那時發生的事。當我到勞資組合部找皮卡爾迪時，只有他一人在那裏，可憐的皮卡爾迪。我們感到被人觸犯了，受到了欺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起初，巴多利奧給我們作出了一大堆保證，後來卻突然拋棄了我們，逃跑時什麽話也沒有給我們留下。他要是想把國王帶到南方去，為什麽不跟我們商量呢？為什麽不把事情辦得有條有理，像個樣子呢？整個羅馬地區的民族解放委員會討厭這種做法，采取了反巴多利奧的態度。天主教民主黨人反對巴多利奧，社會黨人和行動黨人的反對尤其激烈。我不願意與行動黨、與佩爾蒂尼[9]、與南尼失去聯系，我願意與他們團結在一起。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收到了陶裏亞蒂的那份電報。顯然，我作了我應該作出的反應。

法：是的。但到1944年您就改變了想法。您為什麽改變得那麽快？為什麽前後如此不一致？

阿：請注意，有的人總是希望前後一致。可是，人不是一成不變的，政黨同樣如此。黨的路線不是像一個完整的雞蛋那樣誕生的，它在形成以前要經過一系列的修改。我也曾經偏離過航道，走過彎路……發生過兩件事。第一，在行動黨人和社會黨人中曾形成一個最高綱領派，他們竭力反對巴多利奧，拒絕同秘密的保皇黨人接觸。這個派別的首領是安德烈奧尼。他甚至說：“讓我們把將軍和保守黨人消滅掉。目前打德國人跟我們有什麽關系？明天我們要反對的正是那些將軍和保守黨人。”我斷然拒絕這種立場。當時在羅馬有許多軍官和士兵是真心實意反對德國人的，為什麽要放棄與他們結盟呢？再說，領導保皇黨人的是蒙泰澤莫洛將軍，他是一個很高尚的人，後來被槍殺在阿爾德阿蒂內土坑中了。我同他一起組織過幾次破壞活動，其中一次在聖誕夜，炸了羅馬—卡西諾鐵路線上的一列火車。您要知道，一般來說，社會黨人是過左的。

法：過左嗎？

阿：是的。1944年2月，南尼在《前進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切權力歸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文章。那篇文章沒有任何論據，只是最高綱領派的宣傳，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翻版。事實上，民族解放委員會並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我意識到過分地往左拉繩子會分裂民族解放委員會。於是，我通過斯科奇馬羅做工作，想彌合民族解放委員會內部的分歧。但是比起我來，斯科奇馬羅跟社會黨人的關系更為密切，因此，我們兩人之間發生了爭論……簡單說來，1944年3月我開始改變主意，當博諾米[10]向民族解放委員會提出辭職時，我的危機達到了頂點。那天，我們正在拉塞臘大街進行破壞活動，也是那天，我重新考慮了陶裏亞蒂的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