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元甲將軍（第3/6頁）

應該承認，這一點兒也不困難。武元甲喜歡講話，他以教師訓斥天資愚鈍的學生的口吻滔滔不絕地一連講了45分鐘。打斷他的話向他提問是件令人絕望的事：朱莉婭、卡門、馬麗莎、安世、胡翻譯和所有做筆記的人都來不及詳細記下他的話。看著每個人的腦袋都低垂在筆記本上面，每個人的手都非常吃力而不停地寫著寫著，真令人可憐。唯獨我沒有寫。當他那可怕的目光緊盯著我時，我又怎麽能寫呢？武元甲盤問我，責備我，批判我。他感情沖動的場面並不鮮見。例如，當我談到春季攻勢已遭到失敗時，他神經質地站了起來，繞著茶幾轉了一圈，攤開雙手，然後伸出胳膊大聲喊叫道：“請您向解放陣線說這件事吧！”（以此來推卸他在春季攻勢中的全部責任，雖然輿論都歸咎於他。）他的兩只小手臂不停地揮動著，表現了一個自吹自擂者的得意神態。只是當他發現規定時間已經超過時，他才安靜下來，突然安靜了下來。隨即，他又突然站起身，並讓大家也站起身來，以致那些松開了鞋帶的軍官手足無措，滿臉通紅。他們俯視著散落在地上的小蛇似的鞋帶。有一名軍官起身時還絆了一下，差點跌倒在地。

在旅館裏，我們逐字逐句地抄錄了朱莉婭、卡門、馬麗莎、安世、黃副官和胡翻譯的筆記，然後加以比較，編纂成采訪記全文，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疏漏。但是第二天我大吃一驚。安世拿著三張打字紙來了，並把這三張紙交給我說，這一份，唯有這一份才是我和將軍交談的文本。將軍對其他的文本概不承認，要我保證只發表這個文本。我讀完了全部內容，發現裏面沒有那些我曾親耳聽到過的，並由其他人記錄下來的話，沒有對有關春季攻勢問題的答話，沒有對巴黎和平會議問題的答話，也沒有戰爭結局問題的答話。除了一系列冠冕堂皇和模棱兩可的詞句——絕大部分適用於群眾集會，什麽都沒有了。“我再說一遍，將軍要求發表這個文本。”安世指著那三張紙重復說道。“我將發表這個文本。”我回答道，“但連同真正的文本一並發表。”我按我所說的做了。

武元甲始終沒有饒恕我，那些發給我簽證的北越人更不會饒恕我。眾所周知，一個人對事物持獨立見解是一種美德，但很多共產黨人對此並不喜歡。或者說，他們只有在誘使你寫出了有利於他們的文章時才喜歡。在河內，他們曾經喜歡過我，因為1968年，我在西貢發表了抨擊美國人和贊揚越共遊擊隊的文章。而現在，當我本著同樣的精神，在河內解釋他們的錯誤所在時，他們對我的一片溫情頓時煙消雲散——隨同美好的回憶一起煙消雲散。他們以低劣的手段咒罵和侮辱我。他們說我為了替美國人效勞而冤枉武元甲將軍，甚至說我是受美國人的指使而到北越去的：顯然，我被認為是屬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但是我沒有為此而過多蹙眉，更沒有對此感到驚訝。時至今日，這篇采訪記依然是人們議論的一個文件。它在全世界發表後被送到了亨利·基辛格的桌上。由於這篇采訪記，（正如我在其他場台所說明的那樣）基辛格答應見我，同我交談。

奧裏亞娜·法拉奇（以下簡稱“法”）：武元甲將軍，在您的許多著述中，您向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最終誰將取得越南戰爭的勝利？現在請問您：今天，也就是1969年的頭幾個月，您以為能斷言美國人已在越南戰爭中戰敗了，在軍事上被打敗了嗎？

武元甲（以下簡稱“武”）：他們自己也已承認這一點。現在我來向您說明為什麽美國人已經遭到了失敗，包括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失敗。為了向您說明他們在軍事上的失敗，首先必須追溯到作為整個問題基礎的政治失敗。美國人選擇越南南方作為戰場是犯了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西貢的反動派太軟弱，這，泰勒[2]、麥克納馬拉[3]和威斯特摩蘭[4]都知道。但是他們不知道西貢反動派竟軟弱到不會利用美國援助的地步。美國侵略越南的目的是什麽？很明顯，是為了建立一塊由一個傀儡政府統治的新殖民地。但是這樣的新殖民地需要有一個穩定的政府，而西貢政權卻極不穩定，它對那裏的居民毫無影響，人們不信任它。這使美國陷於一種什麽樣的自相矛盾中呢？這就是，即使他們想從越南南方撤走，也將無法做到。因為要撤走，那裏就必須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局面，也就是說需要有另一些奴仆去有效地接替現在的那些人。是奴仆，但必須是強大有力的奴仆；是奴仆，但必須是認真嚴肅的奴仆。而眼前的西貢傀儡政府既不強大有力，也缺乏認真嚴肅。它充當這樣的奴仆是不夠格的。即使有坦克支撐它，它也站不起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怎麽能離開呢？然而他們又必須離開，他們不可能讓60萬美國人繼續待在越南10年、15年！這就是他們政治上的失敗。盡管他們擁有龐大的軍事機器，但政治上他們一無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