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第4/11頁）

大約過了25分鐘，他認為我已通過了考試，考慮接受我的采訪。但是我是女人這一事實還是使他不安。因為正是一個女人，也就是寫《親愛的亨利》那本書的法國女記者弄得他狼狽不堪。雖然我是出於好意，但他仍擔心我可能使他處於尷尬的境地。這使我很惱火。當然，我不能說出已經到了嘴邊的話，就是說，我根本不會愛他。我以另一種方式表達了這個意思：我請他別把我置於1968年在西貢所處的境地，那時由於一個意大利人幹了不光彩的事，我不得不采取魯莽的行為。他聽明白了我這個暗示：我不能對一位同行的低級趣味負責，我不應該為她付出代價。如果必要，我可以戴上兩撇小胡子去見他。他終於同意接受我的采訪，可是沒有露出一絲笑容。他告訴我也許可以在星期六安排一小時。11月4日，星期六，早晨10點鐘我再一次來到白宮。10點半走進他的辦公室，開始了也許是我所經歷的最別扭的一次采訪。上帝呀，太折磨人了！我們的談話每隔十分鐘就被電話鈴聲打斷一次，都是尼克松打來要東西或詢問事情的電話，就像一個離不開媽媽的、不講禮貌的討厭的孩子。基辛格關切地、恭敬地回答著他的問話，而對我的講話則斷斷續續，使我更加難以聽清。後來，當他談得最精彩的時候，也就是他正在揭示他的個性中不可捉摸的實質時，電話鈴又響了。還是尼克松打來的，他問基辛格博士能不能到他那裏去一會兒？“當然可以，總統先生。”他霍地站起身，要我等著他，並答應設法再給我一點時間，說完就走了。我的采訪就這樣結束。兩小時後，當我還在那裏等他時，他的助手迪克·坎貝爾走進來，不好意思地向我解釋說，總統去加利福尼亞州，基辛格博士陪同他一起走了，星期三晚上開票箱以前不可能回華盛頓。他表示最近不可能再接受采訪，要是我能等到11月底，事情都比較明朗化的時候……

我不能等，也不值得等。對已經拿在手中的肖像再去證實有什麽用呢？這幅肖像是由混亂的線條和色彩——不置可否的答復、吞吞吐吐的語言和令人惱怒的沉默——勾畫出來的。顯然，關於越南問題他不能告訴我更多了，他講了這麽多已經使我驚訝。他說，這場戰爭是否將很快結束或者繼續下去，這不完全取決於他，他擔當不起因多說一句話而帶來的後果。如果要談他本人就不存在什麽問題。但是每當我向他提出明確的問題時，他就支支吾吾起來，像條鰻魚似的溜走了，是一條比冰還要滑的鰻魚。上帝，這個人真像塊冰。在整個采訪過程中，他沒有改變過那沒有表情的表情，以及那不是流露出諷刺就是表示出嚴厲的目光，他始終保持著那單調、表示憂慮、一成不變的聲調。錄音機上的音量指針本來總是隨著講話人的聲音大小而擺動，但是在他講話時卻始終一動也不動。為了確認錄音機的工作正常，我不止一次地對它進行了檢查。你聽見過雨點打在屋頂上的那種煩人的滴答聲嗎？他的聲音就是這樣。他的思維也從來不被胡思亂想、古怪的念頭和錯誤的欲望所幹擾。一切都經過精確的計算，就像一架無人駕駛飛機一樣。他的每一句話都是仔細推敲過的，絕不會漏出他不想說的話，而他說的每句話又都能為他所用。在那些日子裏黎德壽[5]一定濕透了一百件襯衫，而阮文紹的狡黠一定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基辛格有著棋手的神經和腦子。

當然，你也能發現他個性的另一些方面。比如他是一個無須爭辯的猶太人，又是一個千真萬確的德國人。作為一個猶太人和德國人，又移居在一個對猶太人和德國人另眼相看的國家裏，他的內心世界充滿了難題、矛盾和不滿，也許還有隱藏著的人情味。是的，我說的是人情味，這種類型的人有時會有人情味的。你稍加注意就會發現，基辛格身上具有電影《藍天使》中那個愛慕馬琳·黛德麗[6]的人物的成分，他為她失魂落魄。在我看來，他是一個在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做到的社會裏的典型的英雄。在這樣的社會裏，一位靦腆的、善於撰寫平淡無味的歷史書和關於控制原子能的文章的哈佛大學教授，竟然能夠成為與總統一起統治國家的大人物，成為調整大國關系和制止戰爭的一位風流人物，這是我們想去解開的謎。也許並沒有什麽，或幾乎沒有什麽可以解的，就像冒險活動蒙上了平凡的色彩總覺得是個謎一樣。

《新共和》周刊全文刊登了我的采訪記，華盛頓、紐約和幾乎美國所有的報紙都轉載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基辛格訪問記所引起的轟動和它所產生的後果都使我十分驚訝。顯然我低估了這個人物和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可能產生的反響。顯然，我輕視了與他會晤的這個難以忍受的一小時。事實上，這件事成了人們談話的中心。很快就傳說尼克松對亨利十分惱火，為此拒絕見他。亨利給尼克松打電話，請求見他，還到他在聖克利門蒂的家找他，但都無濟於事。由於總統繼續生他的氣，聖克利門蒂的大門關得緊緊的，請求會見遭到了拒絕，他的電話也不被理睬。總統不能原諒亨利對我說的他取得成功的原因：“關鍵在於我總是單槍匹馬地行事，美國人特別喜歡這一點。美國人喜歡獨來獨往的騎馬牧者，喜歡只身進入城市和鄉村的騎馬牧者，僅此而已……”報刊也為此批評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