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第2/11頁）

像他所取得的無與倫比的成就一樣，此人一直是個謎。由於這個謎，他使人難以接近，難以理解。他不接受單獨采訪，只在官方記者招待會上發言。因此我可以發誓說，我至今還沒有弄明白，為什麽他在接到那封我並不抱任何幻想的信以後三天就同意接見我。據他說，那是因為他讀了我1969年2月在河內采訪武元甲的訪問記。也許是這樣。但是在他表示了那個意外的“同意”之後，他又改變了主意，提出了接見我的下列條件：他在接見中將什麽也不告訴我，而我得講話，他將根據我所說的來決定是否接受我的采訪。最後，他答應安排時間。1972年11月2日，星期四，他如期在白宮接見了我。他氣喘籲籲地向我走來，板著臉對我說：“早安，法拉奇小姐。”然後，還是板著臉把我讓進了他那陳設華麗的書房，那裏到處放著書籍、電話、紙張、抽象派的畫和尼克松的照片。進去以後他竟忘了我的存在，背著我，開始閱讀起一份打字稿。我站在房間中央感到有點尷尬，而他始終背著我念他的打字稿。他這樣做既愚蠢又不禮貌，但是這種局面倒使我有機會在他研究我以前先把他研究一番。我發現他毫無誘人之處：粗壯的矮個子，頂著一個羝羊般的大腦袋。我還發現他並不從容自如，並不那麽自信。在跟對手打交道之前，他需要一些時間作臨場準備，需要憑借他的權勢來壯膽子，其結果是表現得極不禮貌。這是怯懦者的經常表現：色厲內荏。也許他本來就是如此。

他讀完了那份打字稿以後（從他所花的時間來看，他讀得相當仔細和用心），轉過身來請我在長沙發上坐下，自己則坐在旁邊一張比沙發高的安樂椅上，居高臨下，開始向我發問，口氣像一位教授在考問他所不信任的學生。這很像我在佛羅倫薩的伽利略中學讀書時的數學物理教師。我恨那個人，他鏡片後面那嘲弄人的眼睛緊盯著我時，我感到害怕，但他卻以此為樂。甚至和那位教師一樣，基辛格也有一個男中音的嗓音，準確地說是帶喉音的嗓音。還有他坐在那裏的姿勢：靠著椅背，右臂抱著扶手，蹺著二郎腿，以致上衣緊繃繃的，隨時有繃掉紐扣的危險。如果他這時要使我局促不安，那是很容易做到的，因為學生時代的情景像噩夢似的浮現在我的眼前，以致我在回答他的每一個問題時都感到擔心：“上帝，我答得上來嗎？要是答不上來，他會讓我留級的。”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武元甲將軍的：“就像我對您說過的那樣，我從來不接受單獨采訪。這次我考慮接受您采訪的原因是我讀了您關於武元甲的訪問記。很有趣，武元甲是個什麽樣的人？”他提問的口氣使人感到他似乎沒有多少時間，於是我不得不簡要地回答：“我覺得他是個法國勢利眼，既和藹，又傲慢，歸根結底是個像下雨天那樣令人討厭的家夥。會見武元甲與其說是一次采訪還不如說參加了一個大會。我毫不感興趣，但是他對我講的話可是千真萬確的。”

在一個美國人面前貶低武元甲幾乎是對他的一種侮辱，他們都對他懷有好感，就像三十年前對隆美爾一樣。“法國勢利眼”的提法使他不知所措，或者他並沒有聽明白；“像下雨天那樣令人討厭”的說法使他不安，他知道自己也有惹人討厭的特征。他的藍眼珠裏兩次閃著敵意。給他打擊最大的是我說武元甲所作的預言都準確無誤。他打斷我的話，問道：“為什麽？”我說，因為武元甲1969年所作的預言在1972年成為現實。“有什麽例子？”我告訴他，例如，他說美國人將逐步從越南撤出去，最後放棄這場使他們花錢越來越多並即將把他們引向通貨膨脹邊緣的戰爭。他的藍色的眼珠又轉動了一下：“您認為武元甲對您講的最重要的是什麽？”我告訴基辛格，武元甲談到了新春攻勢，並把這次攻勢完全歸罪於越共。這一次他沒有評論，只是問道：“您認為是越共發動的嗎？”“也許是的，基辛格博士。連孩子們都知道武元甲熱衷於用坦克發動隆美爾式的進攻，實際上復活節的進攻就是采取隆美爾式的……”“但是他失敗了！”他抗議道。“他真失敗了嗎？”我反駁說。“哪一點使您認為他沒有失敗？”“基辛格博士，您同意簽署了一份阮文紹不喜歡的協定。”為了從他那裏得到一點消息，我假裝漫不經心地說道：“阮文紹是不會讓步的。”他上鉤了，說：“他會讓步的。他應該讓步。”接著他集中談論阮文紹，這是一個危險的話題。他問我對阮文紹的看法。我說我一向不喜歡這個人。“為什麽您一向不喜歡他？”“基辛格博士，這一點您比我清楚，您曾經費力地與他打過三天交道，應該說是四天交道。”他表示同意地嘆了一口氣，並做了一個鬼臉，這一點很令人驚訝。基辛格是一個能出色地控制自己臉部表情的人，很少會讓嘴唇或眼睛流露出他的想法和感情。但是在這第一次會晤中，不知道為什麽，他沒有約束自己。每當我表示反對阮文紹時，他都點頭表示贊同或會心地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