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01年的夏天，我的一位朋友被任命為一所學校的歷史系主任。在9月新學期開始之前，他做出的一系列決定中有一項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的記憶中，這所學校的學生在畢業學年到來之前都被要求提交一篇研究希特勒的專題論文。而此時，在我朋友的提議之下，學校開始進行一些改革。他向同事們建議，應當把希特勒換成一個完全不同的研究題目：十字軍。這一激進的提議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他的同事們希望他解釋，研究這樣一個年代久遠且與今天人們所關心的問題不甚相關的題目究竟有何意義。我的朋友回答道，歷史系學生應該從研究一個與20世紀的各個獨裁者不怎麽相關的題目中獲益，因為義憤填膺的情緒只能讓人激動。其他的教師認為極權主義是一個鮮活的選題，而十字軍則絕對不是。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之間的仇恨，東方與西方的仇恨，這些與當下世界有什麽聯系呢？

僅僅過了幾個星期，問題就有了答案，2001年9月11日，19個劫機者心懷某種源自中世紀的怨氣，將自己和數以千計的無辜者化為灰燼。至少在奧薩馬·本·拉登的眼中，十字軍從來沒有結束過。“你們不能無視這樣一個事實，”早在1996年他就警告伊斯蘭世界，“伊斯蘭人民一直遭受被侵略的痛苦，這都是猶太復國主義者與十字軍同盟強加給我們的不公與無道。”1本·拉登善於利用現代世界的航空業和大眾傳媒進行威脅活動，但他一直以中世紀的視角詮釋當下的潮流。在他的宣言中，過去和現在的時代仿佛融合在一起：用令人膽寒的罪行來恐嚇美國或以色列的做法，混同於重新建立西班牙的伊斯蘭教統治或中世紀的哈裏發國家的要求。因此不難理解，當小布什總統的顧問們要求他不要再次使用引人憎恨的字眼時，他還是冷不防地在闡述戰爭政策時輕率地將恐怖主義描述為“十字軍”。

當然，美國總統可能比本·拉登等人更不了解中世紀歷史的種種細微之處，這並不令人驚訝。但是“9·11”事件之後的幾個星期中，很多人都和小布什總統一樣絞盡腦汁想要回答一個同樣的問題：“他們為什麽恨我們？”各個報紙的版面上充滿了學者們對伊斯蘭世界仇恨西方做出的種種解釋，有人追溯美國數十年來朝令夕改的對外政策，有人考察歐洲殖民列強瓜分中東的歷史，也有人追尋著本·拉登的分析回到了十字軍這個起點。極具諷刺意味的一種觀點認為，這樣一個發生在21世紀的首例重大危機可能產生於某種讓人疑惑不解的古代仇恨。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全球化可能導致歷史的終結，反過來，它似乎還將某些令人生厭的幽靈從遠古先人的墳墓中喚醒。數十年以來，西方世界一直借助被描繪為對立面的共產主義——東方世界來自我定義；現如今，又回到俄國革命之前的陳舊習慣，將東方描繪成伊斯蘭教的天下。伊拉克戰爭，反移民勢力（尤其是反對伊斯蘭教勢力）蔓延歐洲，以及關於是否允許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討論，這所有的一切與“9·11”事件結合在一起，醞釀了一種令人不快的意識：在基督教控制的西方和伊斯蘭教控制的東方之間存在著一條善惡的鴻溝。

基地組織的恐怖分子和哈佛的學者們經常討論一個話題，這個話題至今仍然充滿爭論：在新的世紀中，不同文明之間注定發生沖突。然而，至少現在歐洲與伊斯蘭世界正在被迫檢討不同文明之間得以有所區別的基礎所在，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愛德華·吉本（EdwardGibbon）認為：“東西有別的武斷看法在全球範圍中都根深蒂固。”2事實也正是如此，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這種看法是歷史上最容易長久存在的假設。這種假設遠比十字軍的歷史更早，甚至早於伊斯蘭教或基督教的歷史，其久遠的譜系幾乎可以向前追溯2500年。歷史的誕生就是伴隨著這樣一個問題而來的：“你們為何恨我們？”因為早在公元前5世紀東西方發生沖突時，世界上第一位歷史學家正是帶著這個問題開始了他創作一生的著作主題。

他的名字叫作希羅多德（Herodotus）。身為一名希臘人，他誕生於今天土耳其境內的旅遊勝地博德魯姆（Bodrum），當時那裏被稱為哈利卡納蘇斯（Halicarnassus），發展於亞洲最為邊緣的地帶。他非常想知道東方和西方的人們為何難以和平相處。表面看來，道理非常簡單。據希羅多德記載，亞洲人將歐洲視為不可理解的異族，“因此他們堅信希臘人始終會與自己作對”3。但是這種嫌隙最初產生的原因何在，對希羅多德來講仍然是個謎。也許這可以怪罪到當初綁架索贖一兩個公主的希臘海盜頭上，或者怪罪到焚毀特洛伊城的戰火。“至少這是亞洲許多民族不斷爭論的話題——但是誰又能肯定地說自己是正確的呢？”4正如希羅多德所了解的那樣，世界如此之大，對一個人來說是真理的事情，對另一個人來說可能是謊言。因此，即使東西方沖突的起源似乎已經迷失在神話之中，但它的影響卻沒有消減。這些觀點直到最近還被不幸地加以證明。差異滋生疑慮，疑慮導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