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4/5頁）

當然古代波斯的影響在同希臘比較的過程中常常是被間接地、隱約地承認。1891年，年輕的英國議會議員喬治·納薩尼爾·寇松尋訪薛西斯的宮殿遺址，此地於溫泉關戰役結束150年之後被亞歷山大大帝報復性地焚毀，從此便被廢棄於焦土之中。寇松勛爵用一種拜倫式的浪漫口吻寫道：“對於我們來說，它充滿了歷史的嚴肅教訓；它矗立在事物停止存在的篇章中；這些沉默的巨石發出了聲音，向我們訴說著廢墟無法言表的痛苦。”157年之後，當時已經是凱德爾斯頓勛爵的寇松被任命為印度總督。因此，他也像莫臥兒皇室的繼承人一樣——這些人的高貴頭銜並不被稱為國王，而是波斯國王的總督——行使統治權力。英國的統治是由那些自覺的斯巴達式寄宿學校所培養出來的人物進行管理的，但這種統治仍然被“東方所具有的環境和對令人神往的財富的誇耀”16徹底地浸染，這樣的特點最終來自於薛西斯宮殿那些消失了的斷壁殘垣中。它也許會使大英帝國將自己想象為雅典的繼承者而感到滿足，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同樣受惠於雅典之死敵。

波斯就是波斯，換言之，希臘就是希臘，但有時候雙方總會狹路相逢。它們在文明間的初次沖突中成為對立的雙方，但是它們的影響跨越千年，余波至今未平，有時令東西方的對立變得更加復雜而不是更加清晰。假如雅典人在馬拉松戰役中失敗，他們的城邦被毀滅，那麽世界上將不會有柏拉圖，而如果沒有柏拉圖，那麽此人對後來歷史上各種神學流派的影響也將不復存在，因此，很難說還會有今日啟發本·拉登的伊斯蘭教。相對地，當小布什總統聲稱“邪惡軸心”時，他這種將世界劃分為彼此對立的光明和黑暗兩部分的看法，從根源上來自於瑣羅亞斯德（Zoroaster）這位古代伊朗預言家的思想。雖然希臘人的確最終戰勝了薛西斯，這一勝利也讓所有歐洲人認識了自己的特質，但是波斯和希臘對歷史的影響難以僅僅局限在東方和西方這樣狹隘的概念中。一神教以及普世國家的看法，民主和極權主義的觀念，這些都可以追根溯源到波希戰爭所發生的時代。我們有理由將它描述為整個世界歷史的一條主線。

然而，今天人們常常忽視這一段歷史。彼得·格林（PeterGreen）在數十年前出版的精彩作品《薩拉米斯歲月》（TheYearofSalamis）是迄今為止比較新的一部為大眾讀者寫作的鴻篇巨制，作者機智的寫作風格令這個缺乏關注的題材產生了驚人的效果，

在習慣看法的影響下，人們常常將希臘人在波希戰爭中的勝利理解為歐洲歷史最重要的轉折點（這種看法的鼓吹者雖然沒有十分強調，假設事情不是如此的話，今日的歐洲可能就是伊斯蘭教的天下，但人們仍然能夠在字裏行間中體會到這一層意思），這種忽略似乎就更加不能理解了。17

或許格林沒有到過近年來的鹿特丹或者馬爾默；如今即使在雅典也可以見到清真寺和宣禮塔，而僅剩下歐盟首府始終沒有穆斯林禮拜場所，這樣的事實並不能減少他所表達出來的困惑感。如果有任何外在力量的話，波希戰爭可能是一段古代歷史，但是它也可以是20世紀或者當代歷史中未曾發生過的一段。

然而在格林所描述為不可理解的看法中，並不完全如此。雖然影響深遠而且富有戲劇性，波希戰爭並不是一個容易拼湊起來的故事。有一點事實是毫無疑問的，在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我們能夠重新完整重現的沖突，但這並不意味著希羅多德告訴了我們有關此事的全部信息；可惜的是，事情遠不止如此。歷史學家們可以試圖從其他古典作家的故紙堆中尋章摘句，彌補一些空白之處；但是這種修補工作需要極端的謹慎才可以進行。許多材料形成的時代距離這一事件幾乎已經有成百上千年的間隔，雖然他們都聲稱要記述這個事件，但是其中相當多的並不是在“詢問”，而是在寫詩歌或者劇本。艾瑞斯·梅鐸（IrisMurdoch）在她的小說《美與善》（TheNiceandtheGood）中將希臘早期歷史描繪成“對循規蹈矩之頭腦提出的挑戰。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遊戲，而遊戲者的技巧就在於將規則弄得復雜”18。那些很少看重小說的古風的希臘歷史學者們喜歡引用這一段文字：他們致力於實現的任務就是利用那些少得可憐的證據片斷來重現那消失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確實類似一個遊戲。我們不可能確切地知道在薩拉米斯這樣的戰役中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尤其是所有解釋都必須依靠這樣的事實，而同時這些事實又處處都是漏洞——這看起來就像是要拼好一個壞了一半的魔方，無論如何研究、轉動、重新組裝，就是不可能把它拼成，永遠不能找到最終的解決方案。盡管薩拉米斯戰役以其難以捉摸而聞名，但是表面上仍然充滿了豐富的細節，讓人覺得可以同斯巴達的早期歷史相比較。一位著名的學者曾經直率地承認那個特殊的話題“對最好的思想家也是一道挑戰性謎題”19，另一位則稱其為必需的“智力體操”20，還有一位更加幹脆地直接將一本書的標題稱為《斯巴達迷霧》（TheSpartanMirage）。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