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氣候

我從濟南英雄山文化市場購得一組舊照片，共六幅，每幅照片都附有詳細的說明文，記錄了1976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北京舉行遊園活動的情形。這組照片是作為彩色紀錄片《“五一”——一九七六年北京》的工作照發行的，發行單位是中國電影公司。發行紀錄片，為什麽還要同時配發工作照？想來是供宣傳或供放映時參照之用吧。

“五一”遊園，新中國成立以來年年都有，本沒有什麽稀奇。而1976年的“五一”遊園，卻非同尋常。那一年的1月8日周恩來逝世，民眾對周恩來的悼念受到官方的壓制，激起眾怒。清明節期間，數萬人自發地聚集到天安門廣場，舉行各種悼念活動，並很快演變成對中共黨內極“左”勢力“四人幫”的抗議示威，遭到當局的血腥鎮壓，天安門廣場的和平示威活動也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鄧小平則被認定為天安門抗議活動的總後台，撤銷了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以“四人幫”為代表的黨內極“左”勢力則彈冠相慶，權傾朝野。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北京迎來了當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

事隔二十多年之後，重溫這些記錄當年遊園活動的舊照，揣摩其存留的信息，很有發人深思處。

圖一，原照片說明文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華國鋒、葉劍英、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陳錫聯、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雲、周建人、許德珩，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沈雁冰，在中山公園同首都人民一起參加節日聯歡。”那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活動的排名次序與現在沒有什麽不同，政治局委員也是以姓氏筆畫為序，畫面上江青站在華國鋒一側的顯要位置，蓋因此故，似乎沒有什麽特殊的意義。

可是，仔細看看，問題就來了。畫面上前排出現的十四位領導人，居然是華國鋒與江青兩人一起居中站立。按常規，像這種出現兩人居中的情況，居中的應是華國鋒與葉劍英，因為葉是政治局常委，而江青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員。這種錯位，顯然不是照片發行者的一時疏忽，因為在中國，領導人的出場次序一向是最大的政治，許多國外的政治觀察家往往從中國領導人出場次序的微妙變化中去推測中國政壇的蛛絲馬跡。而且，只是因在報紙的版面中顛倒了地方領導人的出場次序而丟官的社長、總編，並不在少數。排除了發行者工作疏忽的可能，江青的“錯位”無疑是當時中國政壇的一個重要信號：伴隨著鄧小平的失勢，江青在中國政壇的地位正急劇上升。此外，從照片上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人凝重的表情裏，我們也不難讀出當時中國政壇的陰晴。

圖二，原照片說明文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張春橋、紀登奎、汪東興、陳永貴、吳桂賢、張鼎丞、胡厥文、李素文、王震、孫健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同首都人民一起參加節日聯歡活動。”在這幅照片裏，我們又一次目睹那幾張曾活躍於中國政壇上的熟悉的面孔，當然，其中最惹人注目的還屬張春橋（前排左一）。看他一臉的春風得意，分明此時自己也覺得是倒鄧的最大贏家了。可是，又有誰會想到，僅僅五個月之後，他就成了階下囚，從政壇上驟然消失。又過了幾年，當人們在法庭上再次見到他的時候，張春橋已完全換了一副模樣，人們怎麽也不會將法庭上的那個胡子拉碴、一臉沮喪、身裹一件黑棉襖的落魄老者與照片上溫文爾雅、躊躇滿志的張春橋聯系起來。

種種的跡象表明，從政在中國似乎是一種很危險的職業，今天還在天上，不知什麽時候就下了地獄。不過想想張春橋這些人對待政敵的為所欲為，他們有後來的下場，也是罪有應得。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從《南方周末》上讀到的劉軍寧的一篇文章，其中談道，憲政體制是馴服統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他說，“值得強調的是，對統治者的成功馴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眾，因為他們不再遭受專橫權力的塗炭，但是，統治者們也同樣能從中得到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這一行業的安全系數。在憲政體制下，統治者們雖然要忍受公眾的挑剔和對手的責難，卻不再會因為追逐權力而被競爭對手投入監獄或送上絞架，也無坐在火山口上之憂”。不過，拿這些話說給張春橋們聽，別說他們已經聽不到了，即使他們能聽到，也無異於是對牛彈琴。更可悲的是，幾乎同樣的戲碼，在此後的中國政治舞台上一直就沒有斷過。

圖一

圖二

還有一幅照片，是王洪文、朱德等人在頤和園參加遊園活動，場景、構圖與圖二如出一轍，略去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