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遺忘的孫明經

一

這些年，作為攝影家的孫明經，已經逐漸為人們所知曉。

而此前，身為電影教育家的孫明經教授，在他所從事的電影教學的領域內並不乏知名度，像張藝謀，最初就是在北京電影學院師從孫明經學攝影，接受電影藝術的啟蒙，登堂入室的。

孫明經得以走出電影教學領域，為更多的人所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工宣隊”的一次“疏忽”。

事情要回到三十五年以前。

1976年10月，“四人幫”垮台當天，進駐北京電影學院的工宣隊接到撤離通知，並要求他們撤離前將掌握的全部文件和材料片紙不留，全部燒毀。其中就有“文革”初，學院的造反派從孫明經家中強行抄走的上萬張底片和個人書信、日記等資料，這些底片和資料大多是孫明經三四十年代參加社會科學考察所留下的。大概是由於“四人幫”的垮台過於突然，工宣隊的撤離過於匆忙，三只放在工宣隊存放材料房間門後的麻袋，在忙亂中竟被遺忘，僥幸地躲過一劫！

這三只麻袋裏，裝的正是孫明經幾次社會科學考察所拍的部分照片底片和幻燈片。又過了差不多十年，等到1985年孫明經得到這些抄家歸還的物品時，雖然麻袋底部的底片和幻燈片，大部分已受潮黴變，並且歸還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完全算不上什麽完璧歸趙，但即使這樣，從這些劫後殘存的底片裏，孫明經作為中國早期著名攝影家的地位，已是當之無愧了。

二

孫明經出身於書香門第，他的父母早年畢業於美國人狄考文夫婦在山東創辦的登州文匯館。孫明經自幼即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和系統的西方現代教育。1930年代，孫明經在金陵大學物理系畢業並留校，後擔任電影部主任，專門講授電影攝影，在國內大學中最早開設了電影攝影教學專業。那時，孫明經還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首屆中國委員。

這期間，孫明經應邀參加了兩次大規模的社會科學考察活動。一次是1937年抗戰前夕，跟隨以顧頡剛為團長的西北考察團在察哈爾和綏遠等地的考察；另一次是1939年由中英庚款資助的川康考察。劫後殘存的部分底片，即是這兩次考察的記錄。孫明經在考察中的主要任務是隨團拍紀錄電影，同時他還有意識地留下了一份相對完整的圖片資料。1937年的西北之行，重在考察面對強敵，前線軍民的戰爭準備；兩年後的深入川康，則著眼於對戰略後方政治、經濟以及民族宗教狀況的調查。在這種背景下，孫明經作為一名隨團攝影師，拍什麽與不拍什麽，自覺不自覺地都受到一種人文的規範，這一方面使得所拍的照片內容比較集中，避免了走馬觀花式的泛泛獵取，另一方面，在這種社會考察活動中，攝影更多的是作為一種記錄的工具而非藝術表現的手段，注入更多的是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眼光，而這種樸實記錄的結果，是為後人留住了更多的原生態、更多的生活細節和更多的歷史信息。

1918年，初小畢業的孫明經手執畢業證書與父親合影。

1937年，孫明經參加西北考察團，途中在一輛彈痕累累的軍車旁留影。

孫明經攝影作品：康定的一位小活佛。

於是，從孫明經殘存的底片裏，我們得以目睹抗戰前夕綏遠前線的風貌和枕戈待旦的軍民，感受戰雲籠罩的肅然與緊張，得以領略川康邊地的景物和同仇敵愾的抗戰後方，走進那個曾經叫做“西康”的省份。通過孫明經極具洞察力的鏡頭，舉凡解甲屯墾的將軍、接受軍訓的民眾、粗獷剽悍的康巴青年、聰慧可愛的小活佛、廉潔任事的邊地官員……以及自貢鹽井的古老工藝、茶馬古道的千年滄桑，在歷史的深處一一定格。

三

在考察中，孫明經除了每天寫日記之外，每到一地，他都要將所見所聞寫信告訴自己遠方的妻子。可惜的是，他的日記和寫給妻子的書信，在1976年10月的那個晚上大多被付於一炬，只有1937年西北考察中寫給妻子的二十五通信劄僥幸保存了下來。在這些信劄中，孫明經對時局的洞察，對地方民生的憂慮，對未來前景的各種揣度，每有精彩之論達於筆端。在談到包頭頹靡的世風時，作者寫道：

孫明經攝影作品：走在綏遠集寧街道上的軍人，此時湯恩伯的十三軍正駐防這裏。

孫明經攝影作品：西康德格縣縣長範昌元與他的“令旗”，當地官員多有現場辦公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