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為大觀的“家國”影像

隨便翻開一輯《老照片》，都會發現，合影照片在裏面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有時竟達七八成之多。

這也難怪，因為以往留存下來的老照片，大多為形形色色的合影。從國家盛典到社團活動，從同事聚會到家庭團圓，更有各種各樣的開工竣工、開學畢業、送別重逢、迎來送往……可謂是林林總總，五花八門。

在攝影術誕生以前，上述儀式或活動的記錄端賴文字，古代的各種“記”“序”“詩”“賦”，有不少都是記載這類家國盛事、聚散離合的，像千古流傳的《蘭亭集序》，便是王羲之對一次文人雅集的即時寫照。攝影術發明後，這一功能在很大程度上為照相機所替代。照相機承擔這種功能，真是再便捷不過，把人招呼到一起，快門按下就得，省卻了屬稿謀篇的諸多麻煩不說，無論多少年後拿出來看，照片上的人都歷歷在目。在許多時候，一張合影照片不僅僅是一項儀式或活動的記錄與定格，合影本身也成了儀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攝影尚屬“奢侈”的年代，合影無疑是一種最“經濟”的照相留影的方式，加之合影所遵循的是“一個都不能少”的原則，想被遺漏都不太容易，因此，不少人平生的第一次影像定格，通常也都是在合影裏。幾乎每個人都不難從自己的影集裏找出幾張合影照片，或與家人，或與同學，或與同事，或與師長，或與朋友……又因為合影照不同於單人照，通常要按人頭洗印、復制，同樣一幅照片往往會有若幹張乃至十幾張、幾十張，從而使得這類照片獲得了更多的存世機會。這大概也是《老照片》裏以合影照片居多的原因了。

在《老照片》所刊載的大量合影照片裏，有兩張堪稱蔚為大觀。其中一張是1948年5月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就任的合影，另一張是1934年杭州蔣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前者系國家盛典，後者乃家族聚會。

先說第一張。這幅由國民黨元老吳稚暉題款的“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就任攝影”，定格於首屆國民大會結束之後，是請當時南京光華照相館的師傅到總統府的總統辦公樓前所拍攝。

照片上的一百多人，匯聚了除共產黨方面之外的民國年間各路政治精英人物，堪稱是空前絕後。此時國共內戰方酣，經過兩年的鏖戰，國民黨方面對中共解放區發動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相繼被破解，國民黨軍隊在各個戰場上連連失利，頹勢盡顯。而在剛剛結束的副總統選舉中，以李宗仁、白崇禧為代表的桂系公然向中樞叫板，最終李宗仁在與蔣介石屬意的副總統候選人孫科的角逐中勝出，當選為副總統，上演了一場民國年間難得一見的真槍實彈的“競選”大戲。在上述背景下，當各路精英被招呼到一起拍下這張合影的時候，他們面對照相機的鏡頭難免表情凝重，各懷心事。

就在這張照片拍攝將近一年之後，人民解放軍即強渡長江，占領南京，懸掛在總統府上的那面中華民國的國旗被捷足而上的解放軍戰士一把扯下，無奈飄落。照片上各路民國精英人物曾經駐足留影的台階，則見證了腳穿粗礪布鞋的共產黨軍隊士兵蜂擁而過的身影。在接下來的日子裏，照片上的人物則在風雨飄搖中，星散而去。

說到照片中人物後來的命運，自是令人感嘆。作為領軍一方的統帥，程潛和龍雲在解放軍的強大攻勢面前率部倒戈。後曾擔任國民黨方面和談代表的張治中和邵力子，在中共方面的挽留下，脫離國民黨陣營，留在了北平，由國民政府的“和談代表”搖身而為新政權的合作者。同為和談代表的黃紹竑則先去了香港，旋又脫離國民黨，北上參加了新政權。其他的，滯留香港的有之，移居美國的有之（如李宗仁，還有稍後的孫科、陳立夫），眼見國民黨大勢已去，自殺以殉的亦有之（如陳布雷、戴季陶），但更多的人則追隨蔣介石去了台灣。

這張原版照片，我最初是在秦風先生處見到的（其復制件此前也曾在南京總統府的陳列中見到過，但遠沒有這張原版照片清晰可辨）。這是一張長約一米、寬二十多厘米的大幅合影，照片上的一百多個人物，個個眉清目爽，呼之欲出，其拍攝與洗印的精湛工藝，無疑代表了當時的人物合影所能達到的最高水準，遑論當時，如此高超的工藝即使今天恐怕也再難企及。

圖一 1948年5月，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就任攝影。

圖二 1934年5月，杭州蔣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

據秦風先生介紹，這張照片原為國民黨高級將領黃傑所收藏。黃本人也參加了這次合影，照片第四排與蔣介石正沖著的那位個頭稍矮一些的軍人就是他。照片的背面還印有原始的編號，想來當年參加合影的人應是人手一幀。國民黨自大陸退敗時，黃傑率領一支部隊退入越南，滯留了幾年，後輾轉撤至台灣。黃傑去世多年後，這張照片連同黃傑個人保存的一些档案資料悉數流入舊貨市場，終為秦風先生重金所收得。前年，秦風先生以不菲的價碼在北京的一次拍賣會上將照片出手，賦予了這張輾轉漂流、承載了太多時代沉浮意味的合影另外一種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