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入“敵档”

《老照片》創辦伊始，稿源是大問題。

明知在官方的相關機構和民間，肯定存有大量的老照片，但短時間裏將它們挖掘出來，卻非易事。那時《老照片》尚在孕育中，沒人知道將要有這樣一種專門呈現老照片的讀物出現。因此，在征稿過程中最初的幾次意外收獲，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中，最喜出望外的收獲，是通過朋友引薦，從某博物館相關人員那裏獲得的一批老照片。照片貼在一本黑漆硬殼的賬簿裏，每頁兩到三張不等，大大小小總共有二百張左右，絕大部分拍攝於20世紀初年的煙台及其周邊。當初將這些照片往賬簿裏貼的時候，當事人稍稍做過一點梳理和分類，有些照片下面還附了簡短的說明，用鋼筆草草寫著。

有趣的是，在賬簿硬殼封面的背後，粘有一張巴掌大的字條，正是這張字條簡單交代了這批照片的由來。大意是：這批照片原存於煙台市公安局的敵偽档案中，系解放初期從當地的外國教會繳沒而來，1980年代初期為該博物館所征集。

馬克思認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而長期以來，在中國的革命者眼中，來自外國的宗教不僅是馬克思所說的“精神鴉片”，還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與幫兇。別說是革命者，即令一般的民眾，對外國來的傳教士也多有戒備。有位名叫安娜·西沃德·普魯伊特的美國人，1887年與丈夫一起來到山東膠東一帶傳教，一直待到抗戰爆發。晚年出版了一本《往日瑣事》（The Day Of Small Things），記述了自己在膠東長達半個世紀的傳教生涯，在談到一般中國人對他們的態度時，寫道：

只有極個別有教養的人認為我們也是正常的人類，他們猜測我們來自很遠的地方，所做的慈善事業無非是對自己有利。聽得進我們傳播福音的人與其說接受了它，不如說給了個面子。還有一些人則不那麽善意，把我們看成了外國政府的代表，效忠於外國的統治者，出於物質或精神的目的來試圖爭取或收買中國人。而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我們是“外國鬼子”，因為我們在任何地方都不像他們以前見過的人，他們覺得很可怕。比如白臉皮、高鼻子、藍眼睛和發亮的頭發等，他們並不知道這也是一部分人的特征。這裏到處流傳並有許多人相信這樣的故事，如我們綁架小孩兒，以及我們用那些死人的心臟和眼睛做藥之類。

作者書中所述中國人對外國教會的種種誤解與敵視，歷經晚清、北洋、民國，直到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猶記“文革”前夕，學校組織小學生參觀山東省階級教育展覽會，其中有一面展板，專門揭露外國教會在山東犯下的種種罪行，像“綁架兒童”、“挖眼煮心”之類，也頗有列舉。所以，這些外國教會早年留下的照片一度被歸入“敵档”，也是情理中事，不足為怪。不過話又說回來，這批照片也多虧了早早地就歸入了“敵档”，從而獲得了一個相對安全的避難之所，否則的話，在接踵而至的政治運動中，很難說這些照片會有怎樣的下場，至少不會如此完整地保存下來吧。

字條上的說明，除交代了照片的由來，還透露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訊息：1980年代初的時候，這批原由國外教會拍攝和保存的老照片，已經不作為“敵档”看待了，始得從公安局的敵偽档案裏剔出，移交給了相關文物部門，使這批塵封了七八十年的老照片有了重見天日的機會。這批照片的移交，這件當年悄悄發生過的事情，所折射的卻是中國社會的一次重大轉折。這批照片的解禁，正是當年神州大地“冰融雪化”中的一個小小的水滴。

或許是這批照片征集來後一直沒有正式入档（實際上，老照片在那時還沒怎麽被視作正兒八經的文物），但我想更多的，還是出於主事者對繈褓中《老照片》的慷慨相助吧。總之，經朋友引介，我打過借條之後，便很輕易地拿到了這本“賬簿”，而且在我那裏一放就是若幹年。

“賬簿”裏的照片，大致上可分作兩類：一類是記錄傳教士們的日常布道和教會所創辦的各種社會事業，像修女乘坐當地特有的騾轎下鄉傳教，教會辦的育嬰堂（圖一）、印刷所（圖二），傳教士與當地官員的交往等；另一類則是傳教士對當地風土人情的記錄，像鄉間出殯的儀仗（圖三），迎接新娘的花轎，山鄉的戲台與演出（圖四），便裝的清朝地方官員（圖五），推著獨輪車偕妻回娘家的農民（圖六），紅白喜事中的民間樂班（圖七），婦女的頭飾、服飾（圖八、圖九），等等。

拿到這個“賬簿”，不啻是雪中獲炭，馬上邀集相關學者對照片進行解讀。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相繼有“彼時的女性服飾”、“老煙台”、“老教堂”、“宗族的困惑”、“想起了馬茂蘭”（一對為膠東地區花邊編織工藝發展做出過卓越貢獻的傳教士夫婦）等專題在《老照片》裏刊出。除了以專題的形式呈現外，“賬簿”裏的那些零散的照片，一俟需要補白什麽的，也盡可信手拈來，以應不時之需。這批曾經歸入“敵档”的照片，在稿源緊張的草創階段，大大舒解了《老照片》的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