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合影裏的倫理與時代

攝影術自19世紀下半葉傳入中國後，大大小小的照相館先是在通商口岸，繼又在內地城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了。照相是一種富有神秘色彩的新興行當，極大地滿足了人們觀望自己的好奇心。

人們最初面對照相機鏡頭的時候，多少會有些緊張，連蘇珊·桑塔格也承認，“理智告訴我，對著我的照相機並不是頂著我腦袋的槍管，可每次在為拍照而擺姿勢時，我還是會感到不安”。她說，“雖然我是一個職業的‘觀看者’，卻還是一個業余得要命的‘被觀看者’。每次我被人拍照的時候都能感受到同樣的不知所措”，桑塔格戲稱自己“在被照相這點上，堪稱是永遠的處女”。

而人們最初的緊張，比桑塔格所指的還要嚴重得多，桑塔格說的是被拍攝者面對鏡頭拿捏表情時的“不自然”，而早年間面對照相機的緊張，多少含有對攝影本身的恐懼，有的則幹脆拒絕照相——事實上，對照相機的恐懼延續了很久，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中國有些偏僻地區的農民還紛紛躲避攝影記者的鏡頭，說那東西能勾魂吸血。

雖然如此，攝影很快便在我們這個崇尚宗族與家庭觀念的國度裏擔負起了自己特有的功能，成了強化家族認同的重要手段。每逢節慶或難得的團聚之時，有條件的家庭，往往要麽到照相館、要麽請攝影師到家裏來留下一張合影。此時，合影儼然是“一個都不能少”的家庭儀式，與中國人大團圓的傳統期待恰好契合，幾乎是每個家庭都樂此不疲的事情。

《老照片》刊行十多年裏，刊出過各種各樣難以計數的家庭合影。這些不同時期的家庭合影，構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折射出了不同時代的倫理與風貌，為後人研究中國家庭乃至社會的變遷，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這裏，筆者依據照片拍攝時間的順序介紹幾幅，從中或可窺見中國人在過去一個世紀裏，曾經有過的倫理傾向與生存狀態。

這幅題為“一個農民家庭”的照片（見圖一），攝於上世紀20年代，是外國傳教士在鄉村采風時所拍。照片上是山東膠東地區某個普通農民家庭。坐在前排的兩位老人，是家庭的祖輩。男性老者的拐杖須臾不離，照相時還在拄著，給人感覺這根簡陋得與討飯棍無異的拐杖，此時此刻卻具有了某種“權杖”的意味，與他那部蒼然的胡須相得益彰，襯托出老者在家中的至尊地位。站在兩邊的分別是他們的兒子與兒媳。

解讀這張照片的作者馮群力發現，站在老人身邊的兒子，表情裏流露著無奈與尷尬，他進而分析道：“（這）或許和他生育的女孩太多有關。恐怕後排抱著的還是個女孩，一般情況下，如果是個男孩，大都由他的母親或妻子在前排抱著。”假如是男孩，通常不光要在前排抱著，還要把小雞雞也刻意露出來，以示香火有繼。

圖一 1920年代，山東膠東一家農民的合影。

照片上，除了中間那個少不更事的小女孩露出一臉的燦爛，一家人看上去都有些無精打采，這固然與“後繼無人”的自卑有關，大概與這張合影非完全出於主人的自願，也不無關系。八成是傳教士臨時起意，把這家人倉促拉到一起照了這張像。如果沒有傳教士的主動邀約，這家人可能永遠想不到要到照相館去拍下一張合影。

與前面那張“陰盛陽衰”的照片正相反，在接下來的這張題為“祖上”的合影裏（圖二），祖孫三代是清一色的男性。作者魯人作為這個家族的第四代子孫，結合這張照片，向讀者講述了先輩們或求索奮鬥而終不得志、或沉溺賭博與鴉片而壽不終年的多重命運。

照片裏居中安坐的老人是作者的曾祖，右一是作者的大爺爺，右二是大爺爺的長子，左一是作者的祖父（曾祖的次子），左二是三爺爺，左三是大爺爺的次子。作者的曾祖早年在鄉村邊教私塾邊學做文章，一心想博取個功名，但未及如願，科舉便廢除了。其大爺爺因染上了抽鴉片的惡習，早早便離開了人世。三爺爺年輕時曾沉迷於賭博，雖然後來金盆洗手，但終生碌碌。不過，作者回憶起與三爺爺的相處，卻不乏溫馨：

圖二 1931年，祖孫三代的合影。

一年春節，我去三爺爺家拜年，兩位堂叔正在院裏彈球，見到我便招呼一起加入。玩著玩著，便嚷嚷著要玩“來錢”的。三爺爺因此給了一文不名的我五六分錢，眨眼工夫，那幾分錢全進了兩位堂叔的口袋。如今想來，自己當年真是不懂事，幾分錢對那時的三爺爺並不是無所謂的數目，至少全家一頓菜錢想是夠了。三爺爺見我輸了錢，只是豁然地一笑，不知他是否又想起了自己當年浪跡賭場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