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遭遇”之種種

羅蘭·巴特在《明室：攝影劄記》中曾經談到，被拍攝者在照相機前擺姿勢“定格”的那一瞬間，具有某種使自身“壞死”的意味。為了說明攝影的這種“壞死之力”，他以當年巴黎公社社員的遭遇來隱喻：“某些公社社員自願甚或滿腔熱忱地在街壘前擺出姿勢照相，公社失敗了，他們被梯也爾的警察認出並擊斃，幾乎無一幸免。”

蘇珊·桑塔格在她的《論攝影》裏也提到了巴黎公社社員的這段遭遇，但她的記述與羅蘭·巴特略有不同，她是說統治者“對巴黎公社社員進行殺氣騰騰的大圍捕時首先使用了照相機”，而且從那以後“照片便成為現代國家監視及控制日益機動的人民時一種有用的工具”。

桑塔格引述這件事，意在強調“照片可以提供證據”，並且是統治者主動地用照相機來獵取，但在巴特那裏，照片成為證據，似乎是不經意間達成的，至少公社社員們“滿腔熱忱地在街壘前擺出姿勢照相”的那一刻，並沒有意識到。

巴黎公社的時候，攝影發明不過才三十年出點頭，其“提供證據”的功能即在統治者鎮壓民眾時派上了用場。那也許是人類第一次嘗到照相機瞬間定格可能產生的可怕後果——當然統治者並不這樣看，對他們來說，這不啻是意外的“甜頭”，而且按圖索驥，通過照片來指認、緝拿反抗者的把戲，在梯也爾之後的一百多年來，一直就沒斷了上演，只是手段隨著科技的進步而日臻完善，如今在一些國家裏，攝像鏡頭幾乎已無所不在。

攝影傳到中國的一百多年間，從晚清到北洋，到民國初創，到日本侵略，到國共內戰，到新中國建立，再到接踵而至一波一波的政治運動，政局變幻之不測，社會動蕩之劇烈，為數千年來所罕見，而沉浮其間的國人則往往昨是今非，今是昨非，天上地下，不堪其憂。於是，為了使作為“證據”的瞬間定格能夠達成或避免某種後果，無數的照片便難逃被抄檢、被藏匿、被銷毀、被塗改的種種命運。

先說被抄檢。在中國，罰沒、抄家的事情古來有之，遇到改朝換代的關口，更是頻頻發生。“文革”雖算不上什麽改朝換代，但抄家之風在“文革”期間卻如瘟疫一般，短短幾個月裏就迅速傳遍了神州大地，無數個家庭在所謂的“破四舊”中蒙受其害。此時的抄家，因完全處於無法無天的狀態，幾與搶劫無異，從書信、證件、資料到字畫、古董、首飾……幾乎無所不取。照片雖然不是什麽貴重物品，但作為“證據”，也在重點抄沒之列。

這些年編輯《老照片》，出去約稿，不知多少次聽人慨嘆，家中原先有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抄家時被洗劫一空。民國年間有條件經常照相的人家，要麽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要麽家庭經濟境況比較殷實，而這樣的人家，正是那場“革命”所要整肅的。

“文革”後期，返還抄家物品，有些被抄沒的照片幸得物歸原主，有的則不知所蹤；後來發現，其中有不少流落到了舊貨市場，被輾轉拍賣。還有一些照片當年抄沒後，待歸還時已無法與物主取得聯系，遂移交給了當地的文博部門。我曾在某文博部門看到過大量如此“收藏”來的老照片，用牛皮紙包著，一摞摞地堆放在庫房的貨架上，因年久無人翻檢，上面積滿了灰塵，翻檢之下，積灰四揚，被嗆得咳嗽不止，而包裹其中的照片，卻不乏價值可觀的精品……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種“收藏”的方式雖非“正途”，但總算讓那些抄沒的照片有了一個相對安全的歸宿。這些年，有些地方的文博部門開始著手對這些照片開發整理，或舉辦展覽，或出版專集，像是“文物”出土，一經面世，每每引起不小的轟動。

有抄檢，就有藏匿。有位潘津生先生，在新近出版的第八十五輯《老照片》裏，記述了一張家藏老照片在一個世紀裏的遭際。

1900年春，祖孫三代，整整十七口人，少長鹹集，在古色古香的安慶祖屋裏拍攝了一張全家福（圖一）。此後的一百多年裏，戰亂頻仍，一家人顛沛流離，居無定所，但這張照片卻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期間，潘津生先生的伯祖父、父親和叔父，相繼於1925年、1964年和1982年，在照片裝裱襯板的空白處留下了密密麻麻的題識，感嘆歲月流逝、家人聚散，賦予了這張家庭合影以豐富的社會人文信息。1964年，潘先生的父親在題識中這樣寫道：

圖一 這張拍攝於1900年的全家福，全賴照片的主人別出心裁，將其藏在了居室拉門的縫隙間，才得以躲過“破四舊”一劫，完好保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