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布爾什維克革命理論的轉變（第2/5頁）

3月中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中央俄羅斯局的影響力加強，而且實際上控制了《真理報》。他們連續發表文章，主張只要臨時政府不直接危及群眾利益就給予支持；要求放棄無條件反對戰爭的立場而改行對臨時政府施加壓力以迫其開始和談的策略。這個新方針得到了黨內大多數人的支持。

關鍵的問題在於對革命性質和發展前景的看法。大多數布爾什維克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沒有完結，他們沒有想到現在就有可能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加米涅夫3月18日在彼得堡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是有代表性的：“我們是否已經成熟到足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了？沒有。……這個時期將會到來，推遲它對我們有利。現在我們的力量還不夠。”^[49]

在3月22日布爾什維克中央俄羅斯局會議上，通過了關於臨時政府的決議和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決議這兩個重要的決議，並刊登在3月26日的《真理報》上。決議非常明確地指出：“蘇維埃應當對臨時政府的一切行動實行最堅決的監督”，“不僅要迫使臨時政府放棄一切征服計劃，而且還要它立即公開表達俄羅斯人民的意志，同所有交戰國媾和。”^[50]

3月27日到29日，召開了全俄黨的工作者會議。絕大多數與會者贊成“有條件的護國”和給予臨時政府“有條件支持”的立場。正因如此，當老布爾什維克克拉西柯夫在全俄黨的工作者會議上發言說應該提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並認為“我們已經有足夠的力量來奪取政權”時，他顯然是孤立的，甚至被會議主席剝奪了發言權。

現在，國內布爾什維克黨內雖然在具體問題上還存在分歧，但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俄國目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的目標不可能是社會主義共和國，因為對於落後的俄國來說，資本主義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階段。正如《真理報》復刊後第一期上的文章所說，革命的“根本任務是實行民主共和制”。^[51]

身在蘇黎世的列寧很清楚，在當時所有國內布爾什維克活動家中，加米涅夫在確定黨的政策方面起著關鍵作用。他在3月30日寫給加涅茨基的信中說：“加米涅夫應該懂得，他肩負著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責任。”他在同一封信中表示：“我個人會毫不猶豫地聲明，而且是在報刊上聲明：我甚至不惜立即同我們黨內的任何一個人決裂，也不向克倫斯基一夥的社會愛國主義或者齊赫澤一夥的社會和平主義與考茨基主義讓步。”^{[52]也許是意識到了列寧的堅決態度，而且列寧已在回國途中，在黨的工作者會議起草關於對臨時政府態度的決議時，最終的表述改為“密切地監督臨時政府的行動”。}

很明顯，在1917年3月中旬到4月初，國內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多數人遵循的是黨在1905年革命中形成的策略路線。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1905年4月，舉行了沒有孟什維克參加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決議指出，在俄國，無論是為了無產階級的直接利益還是最終目的，都首先需要用民主共和制來代替專制政體，這個民主革命將不是削弱而是加強資產階級的統治，勝利的人民起義將產生一個臨時革命政府，無產階級將要求這個政府實現社會民主黨的最低綱領，社會民主黨在保持獨立性的條件下可以參加這個政府；為了鞏固和擴大革命成果，社會民主黨無論是否參加政府，都必須經常對政府施加壓力。^{[53]當時，列寧認為，這個決議明確以最低綱領作為臨時革命政府的任務，從而“排除了立即實現最高綱領、奪取政權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類荒唐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想法”，因為俄國經濟發展的程度和廣大無產階級的覺悟程度、組織程度都使工人階級無法立即獲得完全的解放。列寧指出，“我們並不是拖延社會主義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著唯一正確的道路，即沿著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會主義邁出第一步”。[54]與孟什維克不同的是，布爾什維克強調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負有起領導作用的使命，社會民主黨將對一切資產階級政黨采取不調和的敵對態度以便爭取向社會主義過渡。[55]}

二月革命之後，在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看來，黨自1905年革命以來對俄國革命性質和發展道路的估計得到了證實。他們認為臨時政府是現有條件下可能有的最先進的政府，而黨的當前任務是促進民主革命的發展，因此不能立即采取激烈反對臨時政府的態度。在三月會議上，雖然所有代表都認為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的、實質上反對革命的政府，而且都承認在革命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與這個政府的沖突，工兵代表蘇維埃應在革命發展過程中掌握全部政權，但絕大多數人認為改變政權性質不是現在要做的事情，“現在強行加速與資產階級各階層分離的過程，對我們是不利的。必須贏得時間……以便鞏固革命的成果，作好與臨時政府鬥爭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