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識見

詩人朱湘15歲考入清華，後因抵制學生早餐時的點名制度，記滿三個大過而被學校開除。他在寫給低兩級的同學羅念生的信中說：“你問我為何要離開清華，我可以簡單回答一句，清華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奮鬥，而清華只是鉆分數，人生是變換，而清華只有單調，人生是熱辣辣的，而清華是隔靴搔癢。我投身社會之後，怪現象雖然目擊耳聞了許多，但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於清華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個假，矯柔。”後來他還當面告訴羅念生，他恨死了清華，他若是有仇人，一定勸他送兒子入清華，這樣才害得死人。

朱湘從不看電影，認為那不是藝術。

上世紀20年代，丁西林對梁實秋說，他理想的家庭具備五個條件：一是糊塗的老爺，二是能幹的太太，三是幹凈的孩子，四是和氣的傭人，五是二十四小時的熱水供應。

豐子愷說：“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種重要的養料，其重要幾近於面包。別人都在為了獲得面包而犧牲趣味，或者為了堆積法幣而抑制趣味。我現在有幸而沒有走上這兩種行徑，還可省下半只面包來換得一點趣味。”

學者錢穆認為，快節奏、功利化的生活，不是一種高級活法。上世紀40年代，他曾說：“從鴉片戰爭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國農村逐步破產，閑散生活再也維持不下來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認真，中國人正在開始正式學忙迫，學緊張，學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緊張又哪裏是生活的正軌呢。功利也並非人生之終極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國人在以往長時期的閑散生活中，實在亦有許多寶貴而可愛的經驗，還常使我們回憶與流連。這正是中國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國人今天的大苦處。”

錢穆理想的生活環境是什麽呢？他說：“人類斷不能沒有文化，沒有都市，沒有大群集合的種種活動。但人類更不能沒有的，卻不是這些，而是自然、鄉村、孤獨與安定。人類最理想的生命，是從大自然中創造文化，從鄉村裏建設都市，從孤獨中集成大群，從安定中尋出活動。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華的都市，已熱鬧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動中討生活，那只是掙紮。覓享用，那只是墮退。問前途，也恐只有毀滅。想補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鄉村，在孤獨的安定中另求生機，重謀出路。”

錢穆還說：“一切物質生活全沒多大深度，因此影響於全部人生的，也並不深刻。乘飛機，淩空而去，只是快了些，並不見得坐飛機的人，在其內心深處，便會發出多大變化來……若使其人終身囿於物質生活中，沒有啟示透發其愛美的求知的內心深處。一種無底止的向前追求，則實是人生一最大缺陷而無可補償。人生只有在心靈中進展，絕不僅在物質上塗飾。”

聞一多任青島大學教授時，曾在一封信裏說：“我們這青島，凡屬於自然的都好，屬於人事的種種趣味，缺憾太多。”

豐子愷喜歡到一些沒名的、遊人多不會光顧的去處賞景。他說：“我把三潭印月、嶽廟等大名鼎鼎的地方讓給別人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這是範蠡致富的秘訣，移用在欣賞上，也大得其宜。”

錢锺書說：“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並不在女人。這種主權旁移，包含著一個轉了彎的、不甚樸素的人生觀。”

林語堂在評價明代李笠翁所提出居室的“自在”和“獨立性”這兩大要素時，認為“自在”比“獨立性”重要。他說：“因為一個人不論他有怎樣寬大華麗的房屋，裏邊總有一間他所最喜愛，實在常處的房間，而且必是一間小而樸素，不甚整齊，和暖的房間。”他尤其欣賞李笠翁的這樣一段見解：“凡人止好富麗者，非好富麗；因其不能創異標新，舍富麗無所見長，只得以此塞責。”

1924年5月31日，周作人在津浦鐵路的火車上致信孫伏園說：“我並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雖然要吃，若在強迫的非吃不可的時候，也會令人不高興起來。”

1924年，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於日用必須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

徐志摩與張幼儀離婚後，張幼儀的哥哥張君勱反對妹妹再嫁，說：“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則中國的風俗都沒有意義了。”

上世紀40年代，學者金性堯的一個朋友想把杭州一所三上三下的舊式住宅賣掉，在西湖邊另建別墅。金不贊成長居湖濱，這涉及他的一套對生活的理解：“我們對於一切美的欣賞，應該保持一點心理距離；如果一天到晚的對著湖光山色，則湖山就未必能引起我們深切的依戀，深切的低徊，反而會感到厭倦。最好，與住所相距有十裏之遙，偶然的於一個月中，來此盤桓徜徉，方能於精神上、於心理上，有一番愉快輕松的調劑，然後又依依的跟它叩別，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正如天天讀李杜的詩篇，也會逐漸生厭，所謂忙裏偷閑，方是真正的領略悠閑之趣。否則，便流於無聊和扯淡，變成‘幾乎無事的悲劇’了。少時讀宋人詩雲：‘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閑’，至今猶覺綠葉森森中有此悠然一境，這樣的半日之閑，才抵得上十載勞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