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男女（第6/10頁）

1940年，戴望舒之妻穆麗娟決定和他離婚。戴望舒因此向她發出《絕命書》，說：“從我們有理由必須結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預見這個婚姻會給我們帶來沒完的煩惱。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許你將來會愛我的。現在幻想毀滅了，我選擇了死……”但戴望舒終於沒有死成。

學者謝國楨二十多歲時遊杭州，在西湖附近的葛嶺閑逛時，遇見兩個老者，其一姓李，據說懂得相術，謝便請他給自己看看。李說：“謝先生相貌很好，將來一定有二十年的好運，可是有一樁，如果是不怎樣……那就更好了。”謝馬上問：“怎麽樣？”李吞吞吐吐地說：“要是到三十五六歲的時候，不被娘兒們引誘，那就更好了。”謝說：“我又不嫖姑娘，那又怕什麽？”李正色道：“花錢取樂，不損人格，那又怕什麽！只怕是不花錢的女人呀！”十多年後，謝已四十朝外，自嘲道：“深盼有一天機會來臨，可是一直到民國三十二年尚未遇見一回事，真是書生老矣，機會不來。”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女學生的擇偶標準被編成一句順口溜：“北大老，師大窮，清華、燕京可通融。”

劉海粟這樣描述自己的第二個妻子：“當時，成家和較之一般的女孩子，是很美的，她的容顏、體型、風度、神韻皆美。”抗戰時，先是劉海粟沒有留下足夠的生活費便拋下妻兒去了南洋，後來成家和又拋下兒女，帶著劉海粟的藏畫和作品與人私奔。

畫家葉淺予的第一次婚姻並不幸福，女方羅彩雲不識字，兩人情趣上的距離可想而知。葉那段時間經常借酒澆愁，遂有女畫家梁白波的第三者插足。葉梁的私情後被羅發現，據葉後來回憶，羅彩雲“有如緝私巡警一般，隨時追蹤襲擊我們，記得1936年她‘襲擊’了兩次。一次在上海某處亭子間，由女兒的奶媽偵察追蹤，把我們抓獲。羅彩雲儼然以太太自居，把白波當成姨太太來羞辱，我當時驚慌得不知所措。另一次在南京，羅彩雲把她的父親也搬了來，當面逼我‘定個名分’。我被牽著鼻子送他們父女回上海，還由律師作證，寫下了保證書。”解放後，葉和羅正式辦理了離婚手續，但“文革”中羅仍受葉的牽連而遭罪，後服安眠藥離世，死前，她對女兒說：“你們葉家害得我好苦！”

葉挺向李秀文求婚時，李家家底殷實，李父提出成婚的兩個條件：一、葉須當上團長；二、女兒出嫁時，他把家產全部賣掉，給女兒當嫁妝，但女兒女婿須負責給他們養老。後來葉家用這筆錢在澳門買了一幢房子，又租了一幢房子，並保障了一家人的日常開銷。

胡絜青回憶說：1930年的寒假，老舍回到北京。“羅莘田請我和老舍在家裏吃了一頓飯，接著，白滌洲先生和董魯安先生也單請我和他去吃飯。這幾頓飯當然都是主人有意安排的，我和他這兩個客人心裏也明白。吃過這幾頓飯，他給我寫了第一封信。他說：咱們不能老靠吃人家的飯來見面，你我都有筆，咱們在信上把心裏的話都說出來吧。他先說了心裏的話。回到濟南以後，他每天起碼給我一封信，有時兩三封信。”

梁思成說：“我爹（梁啟超）把家庭的財政大權給了第一夫人，把愛情給了第二夫人。”

學者張岱年晚年對兒媳說：“年輕時，你媽的手涼，我的手熱；現在呀，是她的手熱，我的手涼。”

梁漱溟的侄女婿也是他的得意門生，結婚時梁說了一番夫妻理當相敬如賓的話後，舉例道：“如像我初婚的時候，我對於她（梁漱溟夫人）是非常恭敬，她對於我也十分的謙和。我有時因預備講課，深夜不睡，她也陪著我，如替我沏茶，我總說謝謝，她也必得客氣一下。因為敬是相對的、平衡的……”話未說完，其太太突然大聲叫了起來：“什麽話？瞎扯亂說！無論什麽到你嘴裏就變成哲學了！……”

林語堂夫婦感情很好，生活上自然也很默契，彼此相知。一次聚會，林先到，後門外有皮鞋的腳步聲，林側耳一聽便說：“她來了！”

作家趙景深回憶，他第二次結婚前，友人錢歌川與妻子淩麗茶去趙家看新娘子，“淩女士很漂亮，在我的朋友們妻子中間，像這樣具有豐儀的女性是很少見的。歌川的膚色也很白皙，略為隆起的希臘式的鼻子，與麗茶真是一對璧人。”

抗戰時期，學者舒湮住在重慶。某個周末他去歌樂山，等公共汽車返回時，舒湮牙疼加劇，恰巧附近有一家醫院，便去求診。一個姓吳的值班女醫生接待了他，說是周日不門診，把他回了。舒湮不死心，說：“我是特地從重慶趕來求診的。倘若在此地過夜，明天再來，實在有些不大方便，請通融一下吧。”吳小姐便為他拔了牙。舒湮以為拔牙很疼，沒想到吳小姐醫術高妙，牙拔下來的時候，舒湮竟然不知道。他說：“我寧願牙齒多壞幾顆！”這一通融，正如舒湮所願。後來，兩人在重慶舉辦婚禮，證婚人是張元濟。張在婚禮上說，舒湮的先人冒辟疆當年帶著董小宛去過他的老家——浙江海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