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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帝命令李鴻章把軍備情況具實上報的次日，日本駐中國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對總理衙門提出：“關於朝鮮問題，希望日、中兩國直接對話解決，不要他國幹涉。”

翌日，7月4日，李鴻章接到袁世凱的電報，“日本沒有和平意願”，“請讓我調轉”。

第二天，袁世凱又來電：“日本迫使朝鮮改革國政，又增派一千五百兵，對此狀態，我已一籌莫展，只能忍受屈辱。我想去天津，輔佐朝鮮問題，這裏暫時交給唐紹儀。”

袁世凱在朝鮮多年來阻止日本的擴張，此時要更換他人，等於卷旗逃跑。

然而，事態發展到這種地步，袁世凱繼續留在漢城已經沒有價值了。深受日本政府憎恨的他不在那裏，或許會更好些，只是不能灰溜溜地回國，得給他找一個台階。

李鴻章報請總理衙門，答復是：“待事到極限、再也無法挽救之時，以北洋（李鴻章）面詢為由，召回天津。”

袁世凱離開漢城，在原則上已得到本國政府的批準，只是什麽時候尚未定準。關於朝鮮問題，沒有誰比袁世凱更了解，本應把他留在朝鮮，但李鴻章仍期待著俄國的幹涉，沒有放棄和平解決的念頭，所以，出於兩個理由，他決心更換袁世凱。

一、唯恐同日本之間對話時，一直與日本矛盾較深的袁世凱會成為妨礙。

二、萬一問題得不到解決，釀成戰爭，恐怕袁世凱的政治生命也就完了。對李鴻章的北洋派來說，袁世凱的才幹是缺少不得的，必須防止他丟官。

於是，李鴻章把袁世凱這顆棋子從棋盤上撤下來。

7月9日，由於英國的調停，日本的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同總理衙門大臣在北京舉行會談。雙方各持己見，終於決裂。

日本外交大臣陸奧宗光原來就反對英國從中調停，但伊藤首相定下依靠英國的方針，不得不服從。他期待著調停的失敗。在清政府方面，李鴻章也過分把希望寄托在俄國幹涉上，對於英國的調停雖然也表示歡迎，但又擔心俄國和英國的調停競賽會把問題弄僵。

中、日兩國都對英國安排的北京會談表示冷淡，那怎麽能談成呢？

寄以莫大期待的俄國幹涉失敗——李鴻章得知這個消息是在7月9日。

俄國駐中國公使喀西尼派巴甫洛夫來告訴李鴻章：“俄羅斯帝國只能從友誼方面勸告日本撤兵，而不能使用武力強制日本。至於朝鮮的內政應否予以改革，更是俄國不希望介入的問題。”

其實，喀西尼公使是積極的幹涉論者，他曾極力建議本國政府，介入朝鮮問題。他斷言，日本獨占了朝鮮，俄國的情況要比現在壞得多。

在不能把大軍運往遠東的現在，俄國希望朝鮮局勢像以前一樣動蕩不安。一旦中、日兩國中的某一國確實控制了朝鮮半島，俄國就沒有南進的希望了。

喀西尼公使的勢態分析不能說是錯誤的。但是，現在無法把大軍運往遠東，如果幹涉失敗，就將束手無策，尷尬地退出，把俄羅斯帝國的面子丟盡。

西伯利亞鐵路竣工以前，在遠東不能進行大規模作戰，俄國的這一弱點，日本最清楚。

即使進行幹涉，成功率也將是最低的，這就是俄國外交部的判斷。

北京的喀西尼公使是積極的幹涉論者，而彼得堡的外交大臣格爾斯卻不是。

東京的希德洛夫公使報告說：“日本國內呈現極度興奮狀態，恐怕政府欲罷而不能。”

日本國內輿論是清一色的主戰論，而且正如希德洛夫所說，是處於興奮狀態。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所追求的目標——躋身列強，就在眼前。所謂“列強”，就是倚恃武力，出兵外國，奪取利益的國家。日本正處於這種夙願即將實現的興奮之中。報紙也煽動著主戰論。

6月29日的《時事新報》刊登了這樣一段報道：

舊水戶藩復權士族及舊須坂藩復權士族二百六十八名之總代表，昨日經東京府向陸軍部請願，欲組成戰刀隊，赴朝鮮參戰。

下面是7月1日《東京日日新聞》登載的報道：

關東地方素有俠客之稱的石定事高橋文吉，為此次朝鮮事件，近日糾集府下遊民一千人，親自統率，呈請從軍。有人說：汝志誠可嘉，只是戰鬥均由海、陸軍隊承擔，恐難以如願，不如去當役夫，沖入槍林彈雨之中，協助輜重士兵。於是，高橋為此而到處奔走。

7月4日，在神田錦輝館舉行演講會。大講什麽“千載難逢”“機不可失”“東洋盟主”“千鈞一發”“朝鮮風雲”等，是一次主戰論的演講會。大井憲太郎、犬養毅、長谷場純孝等人是主要角色。

當時日本報界都把李鴻章寫成一開始就是主戰論者，而朝廷則持非戰論。其實，甲午戰爭爆發之前，宮廷中分為兩派——後黨和帝黨，前者是穩健派，後者是主戰派，李鴻章當然是站在西太後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