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舊共和國與新君主國（二）（第4/16頁）

不道德

在這種情況下，道德與家庭生活被社會各階層視為過時之物。窮，不僅是最難堪的恥辱，而且是唯一的罪惡。為了錢，政治家可以賣國，公民可以賣身。官職與法官的表決權都可以用錢購得，而高貴的女人也可以像一般妓女一樣為錢獻身。假證與偽誓如此普遍，以致當時一位名詩人曾說他那時代的人發誓是為了“搪債”。誠實被忘得如此幹凈，以致拒絕賄賂不被當做正直，卻被當做有意跟行賄者為難。有史以來世界各地的罪行沒有比羅馬更想入非非，更可怕，更變態的——奧魯斯·科倫提烏斯的審訊便暴露了意大利一個鄉鎮最高貴的家族中此種罪例。

友朋

對於國民生活有害的這種毒液雖然深深浸透了人心，表面的生活卻格外顯得平滑光亮，用周到的禮貌與遍在的友誼作為粉飾。人人都忙著互相拜會，以至於有頭有臉的家庭都必須由主人——有時則由司客——來排定接見順序表，只有比較有地位的人才能獲得單獨接見，其他的則幾個人同時，甚至在會客時間結束時，“集體”接見（據說，為新君主制度鋪路的蓋烏斯·格拉古，也是這種見客之道的創始人）。問候信滿天飛，禮貌拜訪遍地走。既無私人關系又無商業來往的人，卻互相飄洋過海地交換著“友誼的”書信，而正式的業務信函除了給公司的以外，卻極少出現。

同樣，請吃飯、送年禮和家中節慶則已完全失去了其原有的意義，而幾乎變作了公共禮節。羅馬人即使連死都不能不顧及他那數不清的“鄰居”，因為，為了體體面面的死，他必須至少送給每人一份紀念品。當時的羅馬也像我們現代某些商業圈一樣，真誠的家人親密關系與友情已完全消失，以致業務與人際的交往完全是矯情。如此，“真情”被那鬼魅一般的“友情”掩殺了，而“友情”在種種的邪惡中位居要津。

女人

跟這個時代的腐敗爭芳鬥妍的是婦女的解放。經濟上，婦女們早已取得獨立了。在這段時期，甚至有不少律師專為婦女效力，為富孀處理產業及訴訟事件，以他們的商業及法律知識來取得婦女的信任，因而財源滾滾。

但婦女解放的不僅是她們的父親或丈夫的經濟監護，種種的愛情把戲也在不斷地進步。舞娘（mimae）之類的人物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情況，比今日略無遜色；像茜賽莉斯[4]這樣的首席女歌手，甚至把史頁都汙染了。但貴族婦女的自由藝術卻使她們有執照的行業大受威脅。在第一等家庭中的私通事件是如此司空見慣，以致除了特殊的醜聞之外，連談都沒有人願意談起了，而法律行為現在幾乎被人視為笑料。公元前61年婦女節，普布利烏斯·克洛狄烏斯在祭司長家裏搞出的古今罕有醜事，若在五十年前早就難逃死罪，但這時卻連調查都未曾，更無須說懲罰了。水榭節——四月，當政治活動暫停，顯貴們在巴亞和普特奧利[5]舉行的節慶——的主要引人之處在於它合法和不合法的關系，同時在平底船或在岸上歌舞奏樂。

然而，女人並不以本有的領域為滿足。她們還扮演政客，出席黨派會議，用她們的金錢與詭計參與當時的傾軋。在西庇阿和加圖的政治舞台上，你可以看到女性的政治家，她們的身邊會有一個小白臉——光溜溜的下巴，娘娘腔的聲音，輕搖緩步，戴著頭飾與頸巾，穿著花邊長袍，女人的便鞋，扮作妓女——你不汗毛豎立才怪。

貴族對離婚的看法，可以由他們最佳、最道德的英雄馬庫斯·加圖的行為觀之。當他的朋友想娶他的太太時，他毫不猶豫地把太太讓與他，而當這朋友死後，又毫不猶豫地把這太太娶回來。獨身和無子女變成稀松平常之事，尤以上層階級為然。這些人老早就把婚姻視為負擔，只為公義才扛在肩上；而加圖及其追隨者則更主張富有者當保持財富集中，因之不能多生子女——這正是一世紀前波利比烏斯認為的希臘敗壞之因。那一度曾為羅馬人之榮譽的“生子者”（proletarius）之譽，如今到哪裏去了呢？

意大利人口的減少

在這種情況下，拉丁族的人口在意大利急驟降低，而其行省則一部分布滿寄生蟲式的移民，一部分荒無人煙。意大利人口大量流向國外。為了維持意大利的行政和保衛整個地中海世界，半島的人力資源本來就已不敷應用了，尤其因為送往海外的分子往往有去無返。羅馬越是走向種族復雜的帝國，身為統治者的貴族階級便越不把意大利當做家鄉；另一方面，軍人之中有相當多的部分死於連綿的戰爭，尤其是血腥的內戰，另有一部分則由於長年戎馬，已與本國遠隔，有時甚至二三十年。同樣，一部分地主及幾乎全部的商人，終生或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國外；商人的巡回旅行更是讓他們跟祖國與家庭生活生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