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濟第十二（第2/4頁）

維特根斯坦拿另一本書（《哲學評論》）去申請研究基金，又歸羅素來鑒定，羅素不喜歡這套新理論，他的評語大意是：這本書非常有創造性，但在他看來是錯誤的，然而同意給他研究經費。

“二戰”前，英國戰鬥機機艙安裝的都是普通玻璃。為了飛行安全，道丁建議安裝防彈機艙。英國空軍部對這一建議不以為然，以經費不足搪塞他。道丁明白：在這些十分講究等級觀念的人看來，只有達官貴人才有資格享受“防彈”待遇。他反擊說：“美國芝加哥的劫匪都能坐防彈汽車，為什麽不給我們的飛機機艙安裝防彈玻璃，難道我們飛行員的命不如劫匪值錢？”最後，官司打到首相那裏，道丁贏了。

尼赫魯以第三世界的發言人和“不結盟運動”的締造者自居。印度人民對他的尊敬，使他的自我意識更加強化。隨著他的威望的增長，他的妻子和女兒有時揶揄他道：“喂，印度的寶貝，現在幾點了？”或者說：“唷，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化身，請把面包遞過來。”

在《我的世界觀》一文中，愛因斯坦說：“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靠別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的東西。我強烈地向往著儉樸的生活，並且時常為發覺自己占用了同胞的過多的勞動而難以忍受。”

在寒風呼嘯的1943年1月1日，羅科索夫斯基看著屋外漫天的風雪，對他的參謀們說：“包圍圈中的那些德國人的日子一定不好過，”他又說，“在古時候，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給被圍困的敵人一個機會讓他們投降的。”第二天，羅科索夫斯基下令起草了遞交德軍的勸降書，如果德軍立即投降的話，蘇軍將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嚴，並保證在戰爭結束後立即遣返他們。

1945年，新的國際數學聯盟成立，領導新聯盟籌備工作的美國數學家馬歇爾·斯通，與各方對話，做了大量工作，終於使一部從總綱到細節都能保證“讓政治遠離科學”的聯盟章程得以完成和順利通過。斯通特別強調“不能接受任何把德國和日本排除在外的安排”，還強調“在任何可能成立的國際組織中包括俄國人的極端重要性”。

索羅金認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許多人認為“博愛”純屬宗教或倫理的範疇，與科學無關。迄至兩次大戰後，文化危機，迫在眉睫。他還表示：“歷史的神秘力量，似乎給人類提出最後的通牒：你的殞滅是由自己一手制造出來的，除非你能經由創造的愛之恩賜，把人類行為提高到更高的倫理層面。”

布萊希特在《致後代人》中說：“但你們，在人可以幫助他的同類這一天終於到來時，請不要對我們審判得過於嚴厲。”

約翰·斯隆是偉大的“醜陋的宣傳者”之一，垃圾箱畫派的一位成員。他歌頌貧民窟、地位低微的婦女和領救濟食物的貧民隊伍。他晚年總結說：“我不喜歡去投編輯們之所好，甚至年輕時就是這樣。我愛畫那最暗、最黑的圖畫……我感到很幸運，因為我從未為了追求經濟收入和別人的贊譽而裹足不前。”

史懷哲說：“我的生命對我來說充滿了意義，我身旁的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如果我要別人尊重我的生命，那麽我也必須尊重其他的生命。道德觀在西方世界一直就僅限於人與人之間，這是非常狹隘的。我們應該要有無界限的道德觀，包括對動物也一樣。”

肯尼迪當選總統後，決定將1963年度美國原子能方面的最高獎——費米獎授予奧本海默。不幸的是，肯尼迪在儀式的前10天遇刺身亡。剛接替總統職位的約翰遜，在繁忙中擠出時間出席了授獎儀式。當奧本海默走向主席台時，由於年老體弱，打了一個趔趄，約翰遜總統見狀，趕忙伸手去扶他，奧本海默推開他的手，說道：“總統先生，當一個人行將衰老時，你去扶他時沒有用處的，只有那些年輕人才需要你去扶持。”

據說，如果沒有家業的負擔，大衛·洛克菲勒應該會成為文學家、史學家，但他只能成為慈善家。不過，大衛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家族會以“助人家族”的形象名載史冊：“擁有財富，也就擁有了他人所沒有的機遇，抓住這些機遇，同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馬爾庫塞晚年在德國旅行期間，曾到海德格爾生前經常光顧的書店短暫停留，並在留言簿上寫下這麽一句題詞：“紀念海德格爾辭世所具有的令人驚嘆的自尊，但願我們也能體面地帶著尊嚴、清晰和寧靜變老。”有人說，馬爾庫塞終其一生都承認海德格爾是他所遇到的最偉大的導師和思想家，盡管他對其師與納粹的瓜葛頗為沮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