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濟第十二

南丁格爾的誓言：余謹以至誠，於上帝及會眾面前宣誓：終身純潔，忠貞職守，盡力提高護理之標準；勿為有損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藥；慎守病人家務及秘密，竭誠協助醫生之診治，務謀病者之福利。謹誓。

柴門霍夫年輕時被人們培養成了一個理想主義者，人們教育他說所有的人都是親兄弟。但他發現，真正含義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俄羅斯人、波蘭人、日耳曼人，猶太人等等。他深受折磨，下定決心，“待我長大成人，就一定要消除這一災難”。

卡內基大做慈善，散財有道。他在其《財富的原則》一書中提出：“我給兒子留下了萬能的美元，無異於給他留下了一個詛咒”；“國家通過征收遺產重稅表明，它譴責自私的百萬富翁的毫無價值的生活”。

維特倡導“改革”，其思想超出了他所代表的封建階級。俄國是有著漫長封建歷史的國家，自足自大、因循守舊，維特批評說：“大多數貴族從國家角度看是一群蛻化分子。他們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別無他圖。”

一場大病奪去了海倫的視力和聽力，她驚恐、戰栗，並由此而脾氣暴躁。沙莉文小姐的到來使她重新開始面對生命，成為她“再塑生命的人”，“我覺得有腳步向我走來，以為是母親，我立刻伸出雙手。一個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緊緊地抱在懷中。我似乎能感覺得到，她就是那個來對我啟示世間的真理、給我深切的愛的人——安妮·沙莉文老師”。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是在馬歇爾經濟學的基礎上的進一步發揮。馬歇爾曾說：“在這25年中，我投身於貧窮問題的研究……我所致力的……任何研究工作，很少不是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庇古也聲稱要用經濟學“作為改善人們生活的工具”，“要制止環繞在我們的貧窮和肮臟、富有的家庭有害的奢侈，以及籠罩在許多窮困家庭朝不保夕的命運等等罪惡”。

奧斯特瓦爾德曾長時間隱居，他認為，一個人如果只知道物質享受，而忽視對精神生活的追求，那就不能成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在山林裏深居簡出，致力於古今哲理的探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皇室曾請他為德國的軍火生產獻計，他拒絕了，寧願跟一般平民一樣過著戰時的艱苦生活。後來有人勸說他：“生為日耳曼人，怎能眼看日耳曼族被毀滅而不顧呢？”他迫不得已出山，鑄成了他一生中的大錯。

作家托馬斯·哈代曾說：“讓每個人以自己的親身生活經驗為基礎創造自己的哲學吧。”他又說：“一個人總得慷慨一點，才配受人感謝。”

林德伯格飛越大西洋時，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一天之內，《紐約時報》就收到了600多個打聽消息的電話。在當日美國鋼鐵協會的年度會餐上，一位公司領導人作了即席禱告：“我正在惦念著一位美利堅的大男孩，他於昨日啟程遠赴巴黎，口袋裏揣著一塊三明治。願上帝將他平安送到那裏。”

桑代克有一種長者風範和大家氣魄。他告訴馬斯洛，對他的智商測驗是195分。他坦率地對馬斯洛說：“我勸你別再研究性行為了，但是，你有你的判斷。如果我也不相信你的智商，還有誰能相信？所以，我想還是應該由你來獨立思考。這樣，對你，對我，對這個世界，都將是最合適的。”桑代克還向馬斯洛表示，如果他找不到合適的永久性職位，他願意資助他一輩子。

1937年，勞厄把兒子送到美國求學以免受納粹的影響。勞厄認為自己留在德國有幾個原因：一是他不希望占據那些比他境遇差的人急需的國外職位；更重要的是“留下來等到第三帝國垮台後可以很快地重建德國文化”；還有一個原因是“憎恨納粹所以必須靠近他們”。

米塞斯是自由的辯護士，他說過：“除了自由，簡直沒有一個別的名詞可以指稱以自由企業和市場經濟替代資本主義之前的生產方法；以憲政代議政府替代君主或寡頭專制；以人人自由替代各種奴役制度這種偉大的政治和文化運動。”

弗洛伊德有三個姐妹終生未婚，晚年靠他贍養。她們分居三處，弗洛伊德就要支付幾處住房的昂貴開銷。有朋友建議說：“讓她們住到一起不是更合適嗎？”弗洛伊德回答說：“在經濟上是合適的，在精神上卻是不合理的！”

玻爾有名言：“誰要是第一次聽到量子理論時沒有感到困惑，那他一定沒聽懂。”“薛定諤的貓”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個說法。這個貓十分可憐，被關在特別的密室裏，既死了又活著！要等到打開箱子看貓一眼才決定其生死：是決定，而非發現。

“二戰”期間，號稱陸軍第一的法國瞬間崩潰。當時84歲的老元帥貝當正在西班牙當大使，他執意回國，弗朗哥勸他以年齡作借口：“您是凡爾登的英雄。別讓您的名字與那些敗將的名字混在一起。”“我知道，將軍，”貝當答道，“但我的國家在向我召喚，我是屬於她的……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為她效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