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義音樂”：流亡作家談莫紮特

莫紮特當然被萬眾景仰，但對猶太音樂家來說，這個偉大的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他體現著一種普世的音樂傳統，是重要的道德典範，超越了人和人之間微不足道的民族和宗教區別。

——艾絲拉·門德爾松（Ezra Mendelssohn）[311]

猶太音樂家對莫紮特的敬仰沒有比在第三帝國時期更為強烈的了。在這個時期，人的開放思想和同情心被納粹系統性地破壞，就更有必要把莫紮特看作人道主義者，看作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界線的道德力量和文化偶像。因此，這位作曲家成為流亡音樂作家心目中的一個特別有力的象征就不奇怪了。這些作家致力於駁斥納粹的宣傳，而納粹正通過肆意操弄和曲解來歪曲莫紮特的遺產。

1941年是莫紮特逝世150周年。流亡音樂學家保羅·奈特爾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頗有說服力地申明了這一人文主義立場。在通欄標題“莫紮特的音樂和精神不應和納粹有親緣關聯”下，奈特爾的文章讓莫紮特遠離和納粹世界觀可能有任何瓜葛的立場：

莫紮特的音樂是真正人文主義的音樂，充滿慈悲和真愛，而這是納粹的信條中所沒有的原則。因此，這種音樂顯而易見是民主的，是不屬於那個對文化假意弘揚、實為破壞的世界的。[312]

在許多方面，奈特爾的論點——莫紮特既是“人文主義”的，又“顯而易見是民主的”——在這一時期專注於莫紮特的其他流亡作家的情感中有著回響。這些作家雖然興趣和專業各不相同，但大多持有共同的立場，他們對莫紮特做出的詮釋，和納粹那刺耳的國家主義立場針鋒相對。而這些人中，堪稱莫紮特最雄辯、涉獵最廣的代言人的，莫過於音樂學家、批評家阿爾弗雷德·愛因斯坦。

阿爾弗雷德·愛因斯坦和第三版克歇爾目錄

阿爾弗雷德·愛因斯坦作為莫紮特專家在1933年之前的成就——特別是他1931年編訂出版的《唐·喬萬尼》——已在第一章有所討論。雖然他作為傑出的音樂學家被廣泛認可，但因為是猶太人，他無法獲得德國大學的學術職位。他被迫主要以在《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寫樂評為生，但在魏瑪共和國的最後幾年，還是對音樂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通過期刊《音樂學時報》（Zeitschrift für Musikwissenschaft）編輯一職。

納粹上台後，愛因斯坦失去了報紙和期刊兩個職位，在1933年7月離開德國。在接下去的六年裏，他在英國和意大利生活，專注於幾個研究項目，完成了一部關於格魯克的著作，1936年由艾瑞克·布洛姆（Eric Blom）譯成英語。1939年，愛因斯坦永久移民美國，在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任教，這是他第一次作為學者，在大學獲得應有的認可。[313]

13.阿爾弗雷德·愛因斯坦，無疑是20世紀30至40年代莫紮特學者中的領導 者。

赴美前，愛因斯坦作為學者受雇的機會極為有限，只能勉強養家糊口。盡管如此，在1933年到1939年，他的研究成果堪稱豐碩，特別是在莫紮特方面。作為書目編制者、作家和編輯，他以難以滿足的巨大能量投入莫紮特的音樂。在他的諸多莫紮特項目中，最上心的是莫紮特作品克歇爾目錄。他對它進行了大幅擴充，完成了第三版，最終於1937年出版。

愛因斯坦在1929年接到萊比錫的布萊特科普夫與黑特爾出版社這個項目的委約。之前是薩爾茨堡莫紮特大學的校長伯恩哈德·鮑姆加特納在做，但他覺得無法撥出足夠的時間。幸運的是，愛因斯坦當時住在柏林，能直接接觸到國家圖書館裏的莫紮特珍貴手稿和柏林古董商列奧·利普曼松（Leo Liepmannssohn）的收藏。此外，作為評論家，愛因斯坦要趕赴德國和奧地利的幾大城市為音樂會寫樂評，這就讓他有機會咨詢其他有重要莫紮特手稿和首版樂譜收藏的圖書館。1932年，他赴法蘭克福訪問了工業家保羅·希爾施（Paul Hirsch）的私人圖書館。希爾施的《一間莫紮特圖書館的藏書目錄》（Katalog einer Mozart-Bibliothek）——一份在1906年、莫紮特誕辰150周年時首版的目錄，對追溯莫紮特作品的出版史有著極大的幫助。這次訪問也催生了兩人在離開德國之後開始的重要合作。

最終，愛因斯坦離開德國，但沒有中斷研究，還是盡可能快速而高效地修訂了克歇爾目錄，完成了任務。其他國家的音樂學同行熱情相助，表現出很大的善意。不僅如此，美國、瑞典、俄羅斯的圖書館也為他提供了他無法看到的莫紮特手稿和樂譜的復印件。他在英國十分高效地細審了大英圖書館和劍橋這兩個地方的材料。此外，他在意大利時，獲準查看佛羅倫薩和博洛尼亞的重要一手資料。1935年至1936年冬，他在維也納長駐，在國家圖書館詳細查看档案資料，完成了工作。[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