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莫紮特在海外

我夢見

非猶太人把莫紮特釘上十字架

把他埋在貧民之墓。

而猶太人讓他成為神之子

並紀念他。

我是他的門徒，我跑遍世界，

勸我遇到的每一個人改宗。

只要遇到基督徒，

我就讓他成為莫紮特的信徒。

——雅各布·格拉特斯坦[240]

不論這位意第緒詩人雅各布·格拉特斯坦是否清楚納粹在剝除附著在莫紮特身上的“猶太汙染”時走得有多遠，他的詩《莫紮特》毫無疑問呈現了挑戰性的意象。這首詩寫於1946年，大屠殺之後。前兩節用了強有力的隱喻，將莫紮特之死和二戰導致的歐洲文化破壞做了令人心驚的類比。格拉特斯坦看到的世界裏，由非猶太基督徒代表的邪惡力量把一切代表歐洲文化真正美感的東西都釘上了十字架，這其中，莫紮特是最具代表性的。只有猶太人能成為這一文化遺產的唯一守護者和傳道者。

納粹德國流亡海外的難民們在多大程度上全心站在格拉特斯坦這一非常極端的立場，仍無定論。但是，很可能有相當多的人把莫紮特視為“不依賴於語言的高端文化”的最偉大代表，並把他作為讓他們在放逐期間能夠保持“認同延續”的人物。[241]例如，偉大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終生對莫紮特有著強烈認同。他是個熱情的室內樂演奏者，在13歲時就發現了莫紮特的小提琴奏鳴曲，而這段經歷對他而言似乎打開了一個具有純凈內在美的世界，超越了他少年時的無聊生活。20世紀30年代，他自我放逐，離開德國，但這並未讓他減少對莫紮特的鐘情。因此，當巴赫和莫紮特在納粹德國被“雅利安化”時，愛因斯坦這樣的德國猶太人卻視之為他們的文化傳統中的一部分，繼續演奏著。[242]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對莫紮特的終生熱愛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讓我們思考是什麽特殊品質讓這位作曲家比幾乎任何其他作曲家都更多地支撐並滋養著因納粹迫害而離開德國的受害者。有一個方面自然很重要，即，莫紮特在這些德國人所遷往的國家的音樂文化中也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此外，在他們在新的國家重建事業的過程中，去國者也不必為了從頭開始推廣他的音樂而大費周章，這和後來的作曲家——如馬勒和勛伯格——不一樣。也許莫紮特作品的結構和美學是一劑和悲慘現世大相徑庭的解藥，能撫慰他們背井離鄉的創傷。同樣重要的是莫紮特作為啟蒙主義和人道主義代表人物的人格和文化觀。這些因素對去國者有著額外的重要性，不只是因為想把莫紮特改頭換面進行包裝的納粹正在濫用忍耐和尊嚴的價值。

接下去的兩章會講述去國者和莫紮特的關系。第一章主要討論由納粹德國流放演奏家所領導的文化機構和音樂節，由此來探討“莫紮特離散群體”（Mozart Diaspora）這一主題。第二章關注流放作家和音樂學家為在第三帝國勢力範圍外增進對莫紮特的了解和理解而做出的努力。

莫紮特在集中營：猶太文化聯盟和《費加羅的婚禮》

也許有諷刺意味的是，莫紮特離散群體最早的表達是在納粹德國。1933年11月，納粹掌權已近10個月，一場德語版《費加羅的婚禮》在柏林上演，這是猶太文化聯盟（Jüdischer Kulturbund）上演的第一部歌劇。猶太文化聯盟是納粹建立的，目的是讓猶太人在被剝奪德國境內劇場和歌劇院職位之後，仍然能在文化領域繼續工作。聯盟的首要成員是一群理想主義者，包括當時剛被撤去柏林市立歌劇院助理指揮職務的庫爾特·辛格爾博士（Dr.Kurt Singer）、劇院評論家尤裏烏斯·巴布（Julius Bab）、柏林的大拉比列奧·貝克（Leo Baeck）、曼海姆歌劇院前指揮約瑟夫·羅森施托克（Joseph Rosenstock）、制作人庫爾特·鮑曼（Kurt Baumann）以及經濟學家兼作家維爾納·萊維（Werner Levie）。在德國猶太人持續遭到官方謀劃的抵抗和種族迫害時，猶太文化聯盟也為猶太觀眾提供了文化支持。

辛格爾的任務是說服納粹當局猶太文化聯盟具有可行性。當局一開始有些猶豫，但這個組織還是在1933年6月由漢斯·辛克爾批準成立。他是普魯士科學、教育、藝術部委員。辛格爾和辛克爾簽訂了於1937年7月7日起草的備忘錄，由此建立起文化聯盟的運營條件：所有成員必須是猶太人，所有演出只針對已經訂購樂季演出票的猶太觀眾開放，所有演出必須提前至少一個月獲得當局批準，聯盟活動的所有廣告和公告只能在猶太媒體發布。

1933年的夏季被用來招募專業演員和音樂家，位於夏洛特街（Charlottenstrasse）的一家小劇院被租給猶太文化聯盟專門使用。1933年10月，正當首個演出季揭幕之時，聯盟發布了第一份月度簡報。把簡報中的諸多聲明聯系起來看，其核心信息是承諾德國文化和猶太文化可以實現和平共處。猶太文化聯盟成員能夠上演所有德國人——無論種族——從小就聽到的經典劇目。尤裏烏斯·巴布雄辯地強調了這種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