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把莫紮特雅利安化

洛倫佐·達·蓬特這個威尼斯猶太皮商的兒子，在為薩列裏、馬丁—索勒和加紮尼加寫下平庸無奇的作品之後，成了莫紮特的劇本作者。他雖然沒有任何作詩的才華，但很機靈，懂得如何區分舞台上有效和無效的東西。他雄心勃勃、自私自利、狂妄不羈的性格使他過上莽撞的一生。

——利奧波德·康拉德，1943年[140]

莫紮特在1781年定居維也納之後，和一些猶太裔同行和相識有了聯系。他們中的許多人已在奧地利首都靠自己在商業、公共金融和軍火方面的敏銳頭腦站穩了腳跟。他們也從約瑟夫二世的改革中獲利。約瑟夫二世於1782年1月2日發布《寬容令》，結束了下奧地利猶太人在社會和經濟方面被隔離的狀況。莫紮特認識的大多數猶太人都改信基督教，無疑是認為這一舉動會讓他們更能夠融入維也納社會，同時也超越幾世紀來的宗教偏見。

莫紮特確實有理由感激他的猶太朋友給他的支持和資助。例如，銀行家萊蒙德·馮·韋茨拉爾（Raimund von Wetzlar）在1782年為作曲家提供了免費住宿。有幾個猶太人，包括約瑟夫·馮·索能費爾斯（Joseph von Sonnenfels）和納坦·亞當·馮·阿恩斯坦男爵（Baron Nathan Adam von Arnstein），都是他音樂會門票的常規訂購人。莫紮特也和獲準進入他所在的那幾個共濟會會所的猶太人建立友好的關系。最重要的，卻是他和宮廷詩人、改信基督的猶太人洛倫佐·達·蓬特的合作。達蓬特為他最偉大的三部歌劇寫了劇本：《費加羅的婚禮》《唐·喬萬尼》和《女人心》（Così fan tutte，1790）。[141]

在第三帝國時期寫莫紮特的作者們為了把他重塑成一位具有深度德國性而反共濟會的作曲家，會略過他與韋茨拉爾和索能費爾斯等人的聯系，把他們看作作曲家偶然結識的人，對他作為音樂創作者的成就並無影響。很明顯，和達·蓬特的合作沒法輕易跳過。若嚴格執行納粹的反猶法律，那麽可以想見，他們合作的幾部歌劇只能清除出保留劇目了。然而，正如其他由雅利安作曲家和猶太詩人或劇作家合作的不可侵犯的傑作一樣（例如舒伯特的《天鵝之歌》、舒曼的《詩人之戀》和比才的《卡門》），這樣的行動是無法想象的，原因不只是會讓當局的文化政策顯得荒謬可笑。

洛倫佐·達·蓬特——反猶主義汙名化的犧牲品

與其指責莫紮特因為“被誤導”才和達·蓬特合作，明顯更合適的策略是專注於這位劇作家，貶低、汙名化他的貢獻和成就。這種思路在納粹上台之前就已經在納粹圈子裏成形了。例如，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早在1929年8月17日就在《唐·喬萬尼》一次演出的樂評中稍負面地談到了達·蓬特。文章提醒讀者，莫紮特最喜歡的劇作者有猶太背景。全文充斥著熟悉的反猶修辭。因此，“那群應該譴責的猶太人，他們寫得太多”，但他們的創作絕非來自內心的沖動，而只是因為猶太人“知道如何從這種活動中賺到錢”，而達·蓬特必然是這群猶太人的先祖之一。[142]

除了貶低達·蓬特的多產，這家報紙還認為，比較達·蓬特的多產和莫紮特的多產，以此評價作品品質的高低，是公平的。在評論1928年慕尼黑音樂節上演的《費加羅的婚禮》時，批評家認為達·蓬特的作品是二流的，是莫紮特創作過程中的一個弱點，而這位德國作曲家卻成功地克服了這個弱點：

莫紮特沒有因達·蓬特的油頭滑腦而滑倒。他用德國音樂的含蓄、精致和到達靈魂的深度讓《費加羅》輕浮的文本變得高貴。由此，他為劇作者掙得一份不應有的名聲，把他掩蔽在他不朽的天才之下。[143]

盡管這樣的評價在1933年之後必然具有一定的分量，但事實上，對於在這一時期應該如何把達·蓬特呈現給德國公眾，絲毫沒有形成共識。甚至於，有一些對他的介紹不是完全貶低的。作家君特爾·安德萊斯（Günther Andrees）在出版於1936年的《莫紮特和達·蓬特，或浪漫主義的誕生》（Mozart und Da Ponte, oder Die Geburt der Romantik）一書中把他描述成大膽而富有冒險精神的人。安德萊斯的寫作主要是面向大眾的，對他來說，達·蓬特能夠從猶太人聚居區上升到約瑟夫二世的宮廷詩人，可以被看作其堅強個性的一個反映。然而，他雖然承認達·蓬特在莫紮特的合作中所達到的高品質，但也不時指出他性格中的負面（因而暗示為猶太人的）特征，特別是狂妄不慎這點。根據他的解讀，莫紮特正是因為這點而棄用達·蓬特，轉投席卡內德的。他最終在和席卡內德的合作——《魔笛》中實現了自己創作一部真正的德國歌劇的天才願望。[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