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莫紮特和共濟會：納粹的難題
“任何稱……《魔笛》為共濟會歌劇的人，我們的人民都不會認真對待。”[92]
——巴爾杜爾·馮·席拉赫
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政治證言《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攻擊了共濟會，稱其為猶太人的密謀機構。他認為：“猶太人為了加強他們的政治地位，試圖拆除曾經每一步都限制著他們的種族和公民障礙。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以與生俱來的狠勁，為宗教寬容而戰鬥著。而共濟會已經完全順服於他們，成了他們的一件稱手的鬥爭工具，用來實現目標，渡過難關。政治和經濟資產階級的統治圈子及高層被他們用共濟會的繩索網羅進來，從不懷疑到底發生了什麽。”
希特勒說，共濟會也和報界合謀，而報界也是猶太人把控的。“他們堅韌不拔，靈活善變，將報界收入囊中。他們開始用媒體慢慢地控制、誘導、引領、推動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因為他們身居要職，能夠創造、指引現在以‘大眾觀點’之名遠較前幾十年知名的那種力量。”[93]
希特勒妄想症似地擔憂共濟會—猶太聯盟正慢慢控制著全世界。這種憂慮在20世紀20年代其他主要納粹人物的演講和寫作中也有反映，如埃裏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阿爾弗雷德·羅森堡、格雷戈爾·施瓦茨—博斯圖尼希（Gregor Schwartz-Bostunich）[94]。隨著希特勒及其支持者在德國議會中占得越來越多的席位，針對共濟會的打擊也加劇了。例如，在1931年，納粹官員收到了一份“指南和指導信”，信中稱“農民對猶太人的天然敵意和對共濟會的敵意，必須被加強到狂亂的程度”[95]。
納粹在上台後，對共濟會士實行無情的壓制，和對猶太人的迫害遙相呼應。迫害的模式經歷了相似的發展。最開始是突擊隊員隨意行動，或由地方官員下令，強行終止會所活動，並扣押共濟會財產。之後，通過1933年4月7日《公務法案》（Civil Service Law）的實施，共濟會成員個體被盯上。許多人丟了工作，有一些被投入監獄。在接下去的兩年裏，共濟會士面臨越來越多的限制。1934年5月，國防部（Ministry of Defence）通過命令，禁止武裝部隊隊員成為共濟會士，並要求已加入者退出。帝國內務部（Ministry of the Interior）部長威廉·弗利克（Wilhelm Frick）在10月28日通過法令，斥責共濟會士為國家公敵，下令沒收他們的資產。1935年8月，納粹德國境內所有的共濟會組織不是被禁止就是被迫解散。會所大廳被破壞，档案被收繳。[96]
盡管最重要的共濟會架構在幾年之內都被擊垮，當局仍不懈地和境內殘存的共濟會精神做著鬥爭。特別是，納粹試圖抹除共濟會對德國社會和公務系統的據說有顛覆性的影響。不過，對當局來說，繼續鼓吹“猶太共濟”共謀的神話也是個有力的宣傳工具。因此，本質上說，共濟會在德國被打壓之後很久，依然是納粹的核心事務之一。
即便莫紮特、歌德、席勒都曾是堅定的共濟會士這一點已經成為常識，在納粹意識形態的背景下，這樣的結合仍然顯得非常不舒服。在這種情況下，最合適的做法或許應該是認為這些德國文化的偉大楷模並未受到共濟會影響的汙染，或者把他們對它的熱情看作是受到了誤導。然而，就莫紮特而言，要作出這樣的論斷，從而掃除他那些和共濟會的隱藏聯系，卻是特別困難。除了質疑那些毫無爭議地證明了莫紮特忠於共濟會的史料以外，我們要怎麽才能解釋一些事情，比如他那無比流行的歌劇《魔笛》中的共濟會符號體系，比如他寫了康塔塔《共濟會的歡樂》（Die Maurerfreude, K471）、《共濟會葬禮音樂》（maurerische Trauermusik, K477）和《共濟會小康塔塔》（Eine kleine Freimaurer Kantate, K623）？
陰謀論——道默、阿瓦爾特和瑪蒂爾德·魯登道夫
讓莫紮特和共濟會一刀兩斷的想法卻不是源自納粹的。實際上，對《魔笛》中和共濟會的那些關聯的關注，在莫紮特於1791年逝世之後的幾年內就出現了。奧皇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及其繼任者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II）都擔心法國大革命會對奧地利君主形成潛在的沖擊，認為秘密社團都是雅各賓派的代理人，因此開始對其實行越收越緊的政策。共濟會面臨越來越大的關停壓力，最終，1795年6月通過的一條法律強制關閉所有的會所。[97]奧地利當局面對此時《魔笛》一劇日益流行的情況，在1794年發布了一份小冊子，說莫紮特和劇本作者席卡內德（Emmanuel Schikaneder）的這部歌劇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諷喻，有反雅各賓派的意思，試圖以此讓大家不再關注其中的共濟會元素。[98]
對《魔笛》中共濟會成分的揣摩在19世紀中期又浮出水面。奧托·雅恩在1856年至1859年出版的四卷本莫紮特研究中，認為這部歌劇之所以有高貴的尊嚴和奪目的光彩，作曲家對共濟會理念的傾心忠誠是基礎。[99]類似地，利奧波德·馮·索恩萊特納（Leopold von Sonnleitner）受雅恩的啟發，在1857年完成一篇文章，提出《魔笛》所尋求的是以最正面的方式描述共濟會。[100]一如18世紀90年代中期，一份反對意見僅過數年就出現了，嘗試將莫紮特、他的歌劇和共濟會割裂開來。另外，鑒於莫紮特去世一事有著諸多未解之謎，這位作者提出他的死是共濟會同僚背叛、下毒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