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意志的莫紮特”

那個德意志人，那個最偉大、最神聖的天才，就是莫紮特。在這個德意志人的成長、教育和生涯中，我們能讀出一切德意志藝術、一切德意志藝術家的歷史。

——理查德·瓦格納[44]

1933年，納粹統治的頭三個月，見證了德國音樂生活中最激烈的變化。幾周內，一大批顯要的音樂家被新政權批為“在政治上和種族上無法接受的”，他們失去了工作，被迫離國。這個過程是分兩步完成的。起先，納粹政權默許納粹黨組織以武力宣示作為驅逐不受歡迎者的最有效方法。1933年3月發生了兩起這樣的事件。在德累斯頓，突擊隊員的抗議終結了弗裏茨·布什（Fritz Busch）在歌劇院的指揮生涯，加速了他離開德國的步伐。[45]納粹媒體還通過惡毒攻擊強迫歌劇管理層把庫爾特·魏爾（Kurt Weill）的新作《銀湖》（Der Silbersee）逐出瑪格德堡、埃爾福特（Erfurt）和萊比錫的舞台，並成功地讓作曲家相信，他個人能夠生存的唯一選擇是穿越國界，逃往法國。[46]對付布魯諾·瓦爾特（Bruno Walter），用的則是一套略有不同的策略。1933年3月，這位著名指揮家被迫退出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以及柏林愛樂樂團已經排定的演出，因為如果音樂會如期舉行，當局將拒絕保證公眾安全。[47]瓦爾特對此行徑的回應是，取消了德國境內所有的演出，隱退到奧地利塞默靈（Semmering），據稱“心碎難愈”[48]。

這樣令人不安的事件產生了預期的效果，在特別容易成為納粹宣傳目標的人心中產生了恐懼感。但盡管如此，當局還是無法只依靠政治宣示，把它作為驅逐此類人群的最有效辦法。因此，次月，在決定有必要通過法律手段來確保全面除掉納粹認為在種族和政治方面不受歡迎者之後，懲罰政策就進入了新階段。1933年4月7日，《恢復職業官吏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頒布，有效地終止了許多正在樂團、歌劇院和音樂學院工作的人的雇傭合同。[49]

在這一動蕩而不確定的時期，新政權需要安撫群眾，說這樣的行動不會完全破壞國家的音樂體系。相反，納粹辯稱，把布什、魏爾和瓦爾特這樣的人除掉，是走向重建日耳曼民族國家自豪感的許多必需步驟之一。然而，為達到這樣一個目標，有一點很重要，即要以建設性的話語把當局表現為德國文化遺產的真正保護者。不奇怪的是，瓦格納《紐倫堡的名歌手》末篇漢斯·薩赫斯所唱的“敬仰你們的德意志大師”一語，被不知羞恥地用來支撐這樣的話語。在這樣的音樂氛圍中，當局承諾要團結的德國大師就是一群被操縱的精英作曲家，可以被呈現為納粹意識形態的重要先行者。

不可避免地，用納粹意識形態來包納這些作曲家具有多少說服力，是因人而異的。在19世紀人物中，瓦格納被宣揚為其世界觀最為接近地預言了納粹世界觀的作曲家。[50]相似地，安東·布魯克納被塑造為一個可信的納粹偶像。和瓦格納一樣，這個過程中，希特勒對這位作曲家極為強烈的個人認同顯然是因素之一。其生平也是部分原因，例如，布魯克納對瓦格納的高度景仰，他單純的農民背景，以及人所共知的觀點——他的作品在被猶太人占領的報界慘遭撻伐。[51]

在瓦格納和布魯克納以外，貝多芬是偉大作曲家中最重要的“原型納粹”。雖然有些地方把他描述為標準的革命家，其世界觀有著強烈的民主原則，但納粹把他詮釋為一個領袖式的人格，通過意志的力量與堅定，也通過他英雄性的、鼓舞人心的音樂征服了音樂界。[52]類似的策略也用在其他17、18世紀出生的作曲家身上。就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而言，有必要淡化他作品中的宗教背景，而把這位“北歐”復調大師呈現為對生活具有“民間”感覺的原型的德國人。[53]喬治·弗裏德裏克·亨德爾盡管大半輩子沒有待在德國，他還是被相似地詮釋為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然而，對作曲家這方面形象的強調隨著政治局勢而有所變化。1935年，在亨德爾誕辰250周年的慶典中，他僑居英國一事被視為德英兩國所共享的文化價值的象征。四年後，在戰爭爆發之際，就不可能再做這樣的宣傳了。亨德爾於是被描繪成拒絕完全融入英國社會、在倫敦的敵人向他發起惡毒攻擊時仍然堅守著德國式原則。[54]

給莫紮特穿上類似的納粹緊身衣最終是一個極為棘手的過程。有一些麻煩的事情，例如莫紮特和共濟會的緊密關系和與猶太人的聯系（下兩章會探討）必須被蒙混過去。然而，納粹掌權後，有一個問題似乎立刻被解決了：把作曲家論證為一個堅定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