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經驗”（第2/5頁）

首先，要理順某些可能使自己麻煩不斷的個人證件關系——現在我身份證的名字終於與戶口上的名字統一起來了。

其次，寧肯將麻煩留給自己，也比心存僥幸的結果好。比如我所遇到的退票之事，無非便是請老同學提前回哈爾濱，將身份證寄來，有了他們的身份證，也就不必白跑一次列車站了，更不會與不好說話的人吵了一番，白生一肚子氣了。

雖然認死理的人全世界哪一個國家都有，但中國更多些。

所以，將希望寄托於面對一個比較好說話的人的事，以根本不那麽去做為明智。

二、有些話盡量不說

還以我退票之事為例。

我要達到目的，自然據理力爭——退票又不是上車，在職權內行個方便，會有什麽嚴重後果呢？無非怕我是個騙子，票是撿的甚或是偷的搶的。但我出示的包括身份證、戶口本在內的證件，明明可以證明我不會是騙子啊。

我懇求道：“你看一眼這些證件嘛。”

她說：“沒必要看，戶口本和身份證也有假的。”

我怔了片刻又說：“那你看我這老頭會是騙子嗎？”

她說：“騙子不分年齡。”

我又怔了片刻，憤然道：“你怎麽這種態度呢？那你坐在這裏還有什麽意義呢？”

她說：“你的事關系到人命嗎？既然並不，鐵道部長來了我也這種態度。”

我頓時火冒三丈。

盡管鐵道部已改成鐵路總公司了，她仍習慣於叫“鐵道部長”。

而我之所以發火，是因為她那麽理直氣壯所說的話分明是二百五都不信的假話。別說鐵道部長了，也別說我持有那麽多證件了——即使她的一個小上級領著一個人來指示她：“給退票窗口打個電話，把這個人的票給退了。”說完轉身就走，她不必會立刻照辦嗎？肯定連問都不敢多問一句。或者，她的親戚朋友在我那種情況下想要退票，也必然根本就不是個事。

這是常識，中國人都明白的。

當時我聯想到了另一件事——有次我到派出所去，要開一份證明我與身份證上的名字是同一個人的證明，說了半天，就是不給我開，答曰：“派出所不是管你們這些事的地方。”

這也是一句假話。

因為我知道，派出所不但正該管這類事，而且專為此類事印有證明信紙，就在她辦公桌的抽屜裏。有了那樣的證明，我才能在機場派出所補頁允許登機的臨時身份證明，第二天才能順利登機。

但她似乎認為她的抽屜裏即使明明有那種印好的證明信低，我也不應該麻煩於她——而應將票退了，再重買一張與身份證上的名字相符合的機票。

那日我罵了“渾蛋”。

結果就更不給我開了。

無奈之下，猛想起導演尹力與派出所有密切關系，當即用手機求助。

尹力說：“老哥，別急，別發火，多大點事兒啊，等那兒別走。”

幾分鐘後，一位副所長親自替我開了證明。

口吐粗話是語言不文明的表現，過後我總是很懊悔。並且，我已改過自新了。以後再逢類似情況，寧可花冤枉錢，搭賠上時間和精力將某些麻煩事不嫌麻煩地解決了，也不再心存也許偏就碰上了一個好說話的人那種違背常理的僥幸了——那概率實在太低，結果每每自取其辱，也侮辱了別人。

我要對青年朋友們說的是，你們中有些人，或者正是從事“為人民服務”之性質的工作的人，或者將要成為那樣的人。恰恰是“為人民服務”性質的工作，大抵也是與職權聯系在一起的工作。而職權又往往與“死理”緊密聯系在一起。參加工作初期，唯恐出差錯，挨批評，擔責任；所以，即使原本是通情達理、助人為樂的人，也完全可能在工作崗位上改變成一個“認死理”的人。

若果而變成了這樣一個人，又碰上了像我那麽不懂事，心懷僥幸企圖突破“死理”達到願望的討厭者，該怎麽辦呢？

我的建議是——首先向老同志請教。有少數老同志，工作久了，明白行方便於人其實也不等於犯什麽錯誤的道理；或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自己年輕權力實在有限無法做主為托詞，反博同情。此等哀兵策略，每能收到良好效果。

但，盡量別說：“××部長來了我也是這種態度”之類的話。

在中國，這種根本違背中國人常識的話，其實和罵人話一樣撮火，有時甚至比罵人話還撮火。

君不見，某些由一般性矛盾被激化為事件的過程，往往導火線便是由於有職權一方說了那種比罵人話還撮火的話。

三、某類人，要盡量包容

我的一名研究生畢業後在南方某省工作，某日與我通手機“匯報”她的一段住院經歷——她因腸道疾病住院，同病房的女人五十二三歲，是一名有二十余年工齡的環衛工，卻仍屬合同工；因為家在農村，沒本市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