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化的表情

千年之交，回眸凝睇，看中國百余年文化雲湧星馳，時有新思想的閃電，撕裂舊意識的陰霾；亦有文人之呐喊，儒士之捐軀；有詩作檄文，有歌成戰鼓；有魯迅勇猛所擲的投槍，有聞一多喋血點燃的《紅燭》；有《新青年》上下求索強國之道，有“新文化運動”勢不兩立的摧枯拉朽……

俱往矣！

歷史的塵埃落定，前人的身影已遠，在時代遞進的褶皺裏，百余年文化積澱下了怎樣的質量？又向我們呈現著怎樣的“表情”？

弱國文化的“表情”，怎能不是愁郁的？怎能不是悲愴的？怎能不是淒楚的？

弱國文人的文化姿態，怎能不迷惘？怎能不《仿徨》？怎能不以其卓越的清醒，而求難得之“糊塗”？怎能不以習慣了的溫聲細語，而拼作鬥士般的仰天長嘯？

當憂國之心屢遭挫創，當同類的頭被砍太多，文人的遁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倘我們的目光透過百年，向歷史的更深遠處回望過去，那麽遁隱的選擇，幾乎也是中國古代文人的“時尚”了。

那麽我們就不能不談《聊齋志異》了。之所以要越過百年先論此書，實在因為它是我最喜歡的文言名著之一。也因近百年中國文化的扉頁上，分明染著蒲松齡那個朝代的種種混雜氣息。

蒲公筆下的花精狐魅、鬼女仙姬，幾乎皆我少年時夢中所戀。

《聊齋志異》是出世的。

蒲松齡的出世是由於文人對自己身處當世的嫌惡。他對當世的嫌惡又由於他仕途的失意。倘他仕途順遂、富貴命達，我們今人也許——就無《聊齋志異》可讀了。

《聊齋志異》又是入世的，而且入得很深。

蒲松齡背對他所嫌惡的當世，用四百九十余篇小說，為自己營造了一個較適合他那一類文人之心靈得以歸宿的“擬幻現世”。美而善的妖女們所愛者，幾乎無一不是他那一類文人。自從他開始寫《聊齋志異》，他幾乎一生浸在他的精怪故事裏，幾乎一生都在與他筆下那些美而善的妖女眷愛著。

但畢竟的，他背後便是他們嫌惡的當世，所以那當世的汙濁，漫過他的肩頭，淹向著他的寫案——故《聊齋志異》中除了那些男人們夢魂縈繞的花精狐魅，還有《促織》《夢狼》《席方平》中的當世醜類。

《聊齋志異》乃中國古代文化“表情”中亦冷亦溫的“表情”。他以冷漠對待他所處的當世；他將溫愛給予他筆下那些花狐鬼魅……

《水滸傳》乃中國百年文化前頁中最為激烈的“表情”。由於它的激烈，自然被朝廷所不容，列為禁書。它雖產生於元末明初，所寫雖是宋代的反民英雄，但其影響似乎在清末更大，預示著“山雨欲來風滿樓”……

而《紅樓夢》，撇開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的主線，讀後確給人一種盛極至衰的挽亡感。

此外還有《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構成著百年文化前頁的譴責“表情”。

《金瓶梅》是中國百年文化前頁中最難一言評定的一種“表情”。如果說它畢竟還有著反映當世現實的重要意義，那麽其後所產生的不計其數的所謂“艷情小說”，散布於百年文化的前頁中，給人，具體說給我一種文化在淪落中麻木媚笑的“表情”印象……

百年文化扉頁的“表情”是極其嚴肅的。

那是一個中國近代史上出政治思想家的歷史時期。在這扉頁上最後一個偉大的名字是孫中山。這個名字雖然寫在那扉頁的最後一行，但比之前列的那些政治思想家們都值得紀念。因為他不僅思想，而且實踐，而且幾乎成功。

於是中國百年文化之“表情”，其後不但保持著嚴肅，並在相當一個時期內是凝重的。

於是才會有“五四”，才會有“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百年文化“表情”中相當激動相當振奮相當自信的一種“表情”。

魯迅的作家“表情”在那一種文化“表情”中是個性最為突出的。《狂人日記》振聾發聵；“仿徨”的精神苦悶躍然紙上；《阿Q正傳》和《墳》，乃是長嘯般的“呐喊”之後，冷眼所見的深刻……

“白話文”的主張，當然該算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事件。倘我生逢那一時代，我也會為“白話文”推波助瀾的。但我不太會是特別激烈的一分子，因為我也那麽地欣賞文言文的魅力。

“國防文學”和“大眾文學”之爭論，無疑是近代文學史上沒有結論的話題。倘我生逢斯年，定大迷惘，不知該支持魯迅，還是該追隨“四條漢子”。

但是於革命的文學、救國的文學、大眾的文學而外，竟也確乎另有一批作家，孜孜於另一種文學，對大文化進行著另一種軟性的影響——比如林語堂（他是我近年來開始喜歡的）、徐志摩、張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