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與野史（第2/2頁）

最主要的是——商代是有考古之物可證的，而“夏”是一種怎樣的社會形態，至今沒有足可采信的考古發現作為佐證。“夏”肯定非是子虛烏有的，否則不會突兀地產生出一個商王朝來。但“夏”究竟是較龐大的部落聯盟，還是一個較有規模的王朝，此點至今尚無定論。

綜上所述，像顧頡剛那種接受了西方現代的嚴謹的史學思想的人，以他的眼再來看中國的第一部經典史著，也就難免會發出“層累地造出”的不以為然的感慨了。

但我看《史記》，除了也有以上困惑和疑問，總體上是信其史實性的。我覺得，起碼，“周”以後是相當可信的。特別是“世家”“列傳”部分，文學元素甚少，所以幾乎沒有硬性的理由不信。

而且我覺得，全世界各國的古代史，都或多或少會摻入傳說的部分，都不同程度也是難免地會有文學色彩。七分可信，三分文學，幾是共性。而且，便可視為好的史著作了。不這麽看，許多國家都會對自己國家的歷史陷於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潭，自尋煩惱。

中國的史，一向分為“正”“野”兩類。正史為官方的，權威的。野史為民間的，由非史官的文人所著的。在民國前，任何一個朝代的官方史，都是絕不向民間公開的，也基本上是按皇家意思來記載的。某些關於古代史官違命秉筆直書的事跡，固然可敬，但屬個例，絕非常規現象。而任何民間人物著野史，都是大罪。倘被舉報，不但自己會掉腦袋，家族也將遭殃。

但文人們總是忍不住要給自己找件值得一做的事投入精力和心血。這種事一是編詩集文粹；二是編蒙學讀物；三是修史。雖被視為“野史”，他們往往也是認認真真的。為了不羅大罪，采取本朝人修前朝史的策略。而前朝是本朝的歷史敵人，記前朝的忠臣良將，本朝亦不限制——有如許多忠臣良將，還是被本朝所滅了，證明前朝的君主要麽無能，要麽是不折不扣的昏君暴主。而直接歷數前朝的腐敗、罪孽，則本朝樂見其成。故野史無一例外是記前朝的事，而且基本傾向是寫前朝的該亡。不但史現象如此，文學戲劇現象亦然。如馮夢龍《醒世恒言》中，也收了一篇筆鞭金國天子海陵王漁色不止，鮮廉寡恥，踐踏綱常的“紀實小說”——他是大明文人，那不犯法。

著野史的文人往往自謙其著為“史演義”，或“通俗史”——都是中國歷史小說的前身。

如關於中國的“五代史”，文人所著就多之又多，因為“甚矣哉中國之亂，未有逾於五季者也！”有民國時的文人修《五代史演義》，在自序中“太息”而曰：“天地閉，賢人隱，王者不作而亂賊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挾詐力以欺淩人世”“元首如弈棋，國家若傳舍，生民膏血塗野草，骸骼暴原隰，而私鬥尚無已時，天歟人歟，何世變之亟，一至於此？”

身為民國文人而不慮前著甚多，其借古言今的動念，在自序中已表達得昭昭然。這樣的書，對後人全面了解民國時期之國運，參考價值在焉。

以顧頡剛的眼來看，一概演義了的史，皆非真正的史著。但以更寬泛的文化視角來看，不唯《史記》，許多野史，未必不具有裨史的重要意義。

現如今之中國，史學發展成就巨大。分朝代的史，各方面的考證越來越翔實。顧氏那句“層累地造出”的名言，現在委實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