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蒙學現象（第2/2頁）

這證明，蒙學讀物的作者們，本身誰都不愚，思想也特別與時俱進。他們明白，蒙學事關國家與民族的後代素質如何，絕不進行誤人子弟的教誨。

所以我認為，他們都是極有文化責任也極可敬的先賢。

排開“忠”不“忠”的問題不談，其他一概道德標準，我這個當代人基本是願意接受的。地球村任何一個人大抵做到了，便肯定是君子，是精神貴族，是人類楷模。一些人做到了，則我很替人類的社會感到慶幸。

問題是，僅僅是——若希望那些標準集於一人之身，實在是太高的要求了。中國古代對人的道德要求有兩大弊端——既全也少。全則沒了重點；少指僅針對少數讀書人。這其實是帝王思想的反映。皇家設科舉制，原本就是為自己的長期統治設“人才庫”，所以並不需要那麽多。“人才”知史適用就好；而人才對於皇家和對於國家的意義，本質上並不一致。對於皇家，人才與執政幕僚沒區別；對於國家，人才則必須是多方面的。至於對百姓，皇家的要求倒從來不全，順即良民，重點突出。

而西方諸國，文化啟蒙運動以降，連皇家也意識到——科技足以強國。國家強了，自己何愁沒有幕僚，不必專門培養，更不必從娃娃抓起。故道德律令由全而簡，由面對少數人而面對全社會——於是最終形成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極簡化的道德體系。自由是國家道德理念；平等是法律道德理念；博愛是針對一切人的道德理念。國家、法律和個人違背之，皆屬不道德。故所以然，他們的文藝後來的一個近於永恒的主題是善；我們的文藝幾乎可以說至今還沒找準究竟什麽是值得反復表現的主題。

然而必須承認，老子和孔子們，對善是極為重視的——“上善若水”“仁者愛人”的思想便是證明。《弟子規》中關於“禮”的教誨未免瑣細，卻也強調了“泛愛眾”一點，非常值得肯定。另一個事實是，古代的官方也就是皇家，對善一向諱莫如深，恐怕真的成為道德核心，常被用以對照自家。

古代蒙學中關於“典”的知識，可謂洋洋大觀。幾百例中，我這種知陋聞寡的人，不看注解就明白其意的，僅百之一二而已。

科舉之試，以用典之多之僻為優等文章。用典與引用名言佳句是不同的。前者是故事的高度概括，旨在間接論說；後者是道理的引用，旨在加深印象。

中國古文中的名言佳句卻都是通曉易懂的，說理性強，解惑到位，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其“學”指背；其“思”指懶得讀書的借口。

黃興逝後，孫中山兩作挽聯——前者白話，哀思易懂；後者句長，上下聯對仗用典，不知出處的人們，大抵就不走出心了。

清華初遷雲南，眾心喚出兩首校歌。一為幾名學生作詞，文字現代，風格酣暢，流傳過一個時期；二由老先生們執筆，雖也豪情飽滿，傷感淋漓，但因古風昭昭，典入歌中，僅在操場上集體唱過一次，以後即束之高閣，如泥牛入海也。

胡適反對用典的態度十分強烈，每對學生耳提面命。他自有一定道理——古代傳至近代的典詞，林林總總，洋洋大觀，某些不過是正野兩史所記的邊角內容，奇聞異事，並無多大文化價值。但喜“掉書袋”者，每好用之，以炫經綸；胡適乃白話文運動之中堅人物，自然立場鮮明。

但他的反對也有偏持一面——許多典故，從古至今百千年應用下來，已是成語。並且，閃耀著漢語詞匯的智慧之光，表意雋永精妙。細品賞之，幾可以漢語瑰寶視之。非是一場運動席卷，便可使之通通消亡的。

卻也應看到，由典而成語，大抵具有比喻性。而比喻性的形容，用以言人論事，往往刃刺明顯，於是造成他人傷口。如“井底之蛙”“黔驢技窮”“口蜜腹劍”“葉公好龍”之類，便不如視野要開闊些；能力須多樣些；心口應該如一，言行應該一致的直白表述更容易使人接受。

胡適先生的文化思想大方向上肯定是正確的。他當年的種種偏頗應該獲得今人諒解——飲水不忘挖井人；畢竟，我們今人正享受著白話文的成果。也畢竟，漢語在當代所達到的白話文水平，已至行雲流水。否定古文不對，厚古薄今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