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蒙學現象

中國之蒙學現象，未嘗不是文學現象。世界各國的古代都有蒙學教育實踐，但能流傳下蒙學讀物的國家不多。中國自唐以降，蒙學逐漸發達。隨著科舉制度的完善和穩定，蒙學越來越受社會各階層重視。

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多是明、清蒙學讀物。《幼學瓊林》專設《科第》一章，有句如下：

其家初中，謂之破天荒；

士人超拔，謂之出頭地。

中狀元，曰獨占鰲頭；

中解元，曰名魁虎榜。

……

進士及第，謂之雁塔題名。

……

一旦榮登前甲，則可享受到皇帝“瓊林賜宴”“臨軒問策”的最高規格禮遇——此乃蒙學受重視的首要原因，也是古代孩子們發奮圖強的最大動力，無非是為了實現官服加身、光宗耀祖的人生價值。一概的蒙學，皆不諱言此點，一致正大光明地予以宣揚、激勵，與今天家長老師激勵孩子爭當學霸，誓考重點大學沒什麽兩樣。世界在許多方面變了，在某些基本方面，其實一如既往。只不過，學成了精英，出人頭地的選擇比古代多了。

蒙學起初是家學。家學可能由父輩親任導師，也可請有學問的名士任家庭教師。而能做到這兩點的，其家定非一般家庭，不貴則富。古時的所謂“書香之家”，未經三代以上的公認，擔不起那種雅謂的。往最起碼了說，那也得是“耕讀之家”。“耕讀之家”的家長，必是鄉紳，全家人自己是絕不耕也不種的。

魯迅和蔡元培，他們的家都曾是晚清的官宦之家，故他們都有幸接受過家學熏陶和館學教育。魯迅的館學老師是資深秀才；蔡元培的館學老師是飽學的舉人。至於康有為、梁啟超，也都是“官二代”。

若受家學無望，入館學無門，則只有“鑿壁偷光”“聚螢作囊”“頭懸梁，錐刺股”了。

王羲之的書法啟蒙老師居然是一位皇族公主，這等家教大腕，天下有幾人請得起呢？

科舉從教育體系的指導思想上奠定了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官本位”思想，使之根深蒂固，影響直到近當代；蒙學可謂“從娃娃抓起”，反過來使科舉制度固若金湯——這是二者不好的方面。

但設身處地想一想，古代也不可能有比科舉制度更公平的一種教育制度。並且，放眼世界來看，全世界的教育制度，在較公平地錄取一點上，基本原則仍是科舉原則。中國之科舉制度，後來顯然落後於別國的教育體系，不在於公平原則出了多大問題（客觀論之，歷朝歷代在制裁教育腐敗一點上，每是有腐必究的）——它的落後，主要在於教什麽，怎樣教；引導學生為什麽學，怎樣擇優錄取等方面出了嚴重問題。簡言之，學科建設和評價體系長期落後。

以蒙學而論，雖然也涉及天文、地理、物性、農事、社會、歷史，但只是兼顧而已，並不作為考和學的重點。並且，知識老化，每將科學與神話混為一談，如《幼學瓊林》之《天文》一章有言：

“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

“月裏蟾蜍，是月魄之精光”；

“後羿妻，奔月宮而為嫦娥；傅說死，其精神托於箕尾。”

“箕”者，星也。後人也釋指彗星之墜光。

總體而言，蒙學中“天文”之“文”、“地理”之“理”，與科學概念的“天文”“地理”區別大矣，主要是告知了與天、地有關的文字現象，如：

“旋風名為羊角；閃電號曰雷鞭”“列缺乃電之神；望舒是月之禦”“望切者，若雲霓之望；恩深者，如雨露之恩。”……

說來慚愧，讀了《幼學瓊林》，方悟近代“雨巷詩人”戴望舒，何以名為“望舒”——倘是自取，必讀過《幼學瓊林》；倘家長所取，其家必很重視傳統蒙學。

傳統蒙學雖存在知識內容的極大局限，但文學色彩卻十分濃重，故完全可以視為古代文學現象的一種。在文、史、哲三方面的結合，也堪稱包羅萬象，觸類旁通，極具通識色彩。簡直可以這樣說，若一個人十二三歲前將大多數蒙學讀物的內容銘記得爛熟於胸，了如指掌，那麽將來在文言的應用方面，肯定優於別人。

當然，傳統蒙學中的史性知識，不能完全與近當代的歷史知識同日而語；所謂“哲”，也非是近當代的哲學概念，大抵是仁、義、禮、智、信、忠、孝、節、勇、和等關於人格養成的說教。

“忠”是從來爭議極大的道德標準；歷史上不乏昏君庸君暴君，而且文化上一向以“忠君”來闡釋“忠”的定義，使“忠”的道德標準常受詬病。

但如果細讀蒙學讀物，則會發現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幾乎沒有關於“忠君”思想的宣揚。“忠”在蒙學中的定義，基本上是“精忠報國”的意思。所列舉人物，也大抵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一類典型。也就是說，蒙學讀物中的“忠”，是以愛國思想為根本的，與“忠君”沒甚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