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明主昏君 十三 遷都洛陽

蕭賾在位期間，除了永明五年至六年（公元487年-488年）桓天生在南陽舊城起兵交結北魏，邊境上鬧過沖突外，一直維持“北方無戰事”的狀況。到了統治的最後一年，即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蕭賾忽然下令在石頭城修造三千輛戰車，準備攻打丟失多年的淮北重鎮彭城。

消息傳到平城，宋國宗室劉昶幾次面見孝文帝，向他哭訴，要求出兵南征，以血前恥。孝文帝便在經武殿大會公卿，議論討伐南齊的大計，並於淮、泗一帶招兵買馬，廣積糧草。蕭賾這邊則以右衛將軍崔慧景為豫州刺史，隨時準備抵禦魏軍入侵。雙方劍拔弩張，一場大戰似乎在所難免。可是誰也沒有想到，這次沖突卻引發了北魏自上而下的“大革命”——遷都洛陽。

其實在遷都前一年的太和十六年，有一項容易被人忽視的細節就很值得玩味：孝文帝召集群臣，討論北魏政權的德運行次問題。

德運行次，或稱五德終始說，是發端於戰國陰陽家的學說，到了漢代以後成了封建帝王控制統治合法性的得力工具。簡而言之，這套學說是指，每個朝代都有它所對應的德運，用五行之一來表示。改朝換代，說到底就是德運之間的相生相克。比如說兩漢就是火德，魏、晉分別是土德和金德，對應的正是五行中火生土、土生金的原理，後來南朝接承東晉，以正統自居，當然也就自覺繼承，宋是水德，齊是木德，等等。

問題出在北朝，西晉滅亡後，北方大亂，十六國中勉強像樣點的政權，大概也就前後趙、前後燕、前後秦這幾個。而這幾個朝代的君主為了維護統治，也早給自己的德運對號入了座。石勒的後趙認為自己繼承的是西晉政權，所以德運就是水德，慕容氏的燕國認為自己滅了後趙而稱霸北方，所以遵從木德，苻堅滅前燕統一北方後，也把德運承接了過來，為火德。北魏前期的君主們認為拓跋氏起家靠的是前秦的大分裂，以前秦的當然繼承者自居，德運應該算土德。中書監高閭就是這麽認為的，他說：“帝王都是以中原為正統，統治的善惡、長短是不計較的。所以就算桀、紂無道，周厲王、晉惠帝昏庸，也不能改變夏、商、周、晉等朝的正統地位。占據中原的皇朝自晉以後，就是趙、燕、秦這幾朝，我們魏國繼承秦國的火德，當然就是土德了。而且我們的國姓拓跋出於黃帝軒轅，黃帝也是土德，微臣以為我朝德運應為土德。”說的正是北魏建國以來的傳統觀點。

秘書丞李彪和著作郎崔光並不同意，他們說：“我們的始祖神元皇帝和晉武帝就有往來，桓帝、穆帝等又輔佐晉室，所以我朝的運祚其實承繼的是司馬氏的晉朝，趙、燕、秦那些朝代，局促一隅，哪有資格談德運，咱們魏國怎麽可以舍晉而為土德呢？”這席話的意思，就是利用曾被西晉封為代王的拓跋猗盧等人與晉朝的關系，將中間經歷的小王朝全部視為譖偽（這也就是後來崔鴻撰寫《十六國春秋》的理論根本），以水德直接繼承晉朝的金德。

辯論異常激烈，但李彪等人的觀點調子高，逐漸贏得不少大臣的支持。孝文帝最後拍板，就這麽辦，魏國的德運改為水德。

德運這玩意雖說是些宣揚天命變換的鬼把戲，其中的內涵卻能反映北魏不同時期的自我定位。遵奉土德，那就是以中原政權自居，繼承的是西晉分崩離析後的大分裂局面，充其量也就是個割據王朝；遵奉水德就不同了，繼承的是晉朝，而晉朝是沿襲漢、魏（曹魏）傳下來的，是中華政權，比中原政權要高一個档次。孝文帝的決定說明，這個時候的北魏已自視為高舉中華文化火炬的正統王朝，包括東晉在內的南朝政權的合法性都被否定。既然如此，那麽接下來的一系列徹底的漢化措施也就勢在必行了。

首要任務是遷都。北方漢人認廟不認神，你把國都放在僻處北疆的平城，頂多就是個坐大了的胡人國家，只有定鼎河、洛，追隨漢、晉那樣的大一統王朝，才能夠被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然而遷都是大事兒，哪能說遷就遷，孝文帝深知鮮卑貴族們頑固守舊的特點，如若草率宣布遷都，肯定會招致強烈的反對，甚至會造成朝中的分裂，到頭來還是不了了之。要做成大事，只可“智取”，不可“強攻”。

蕭賾北伐的傳聞給了他契機，一條計謀在他心中醞釀成熟。這一天，他宴請群臣，忽然裝作心血來潮，請身邊的太常卿蔔卦，一把算下來，碰上了易經六十四卦中的“革”卦。孝文帝激動地說：“這是好兆頭，我們應該像‘湯、武革命’那樣順應天意，討滅不臣！”

大臣們不知皇上今天發了什麽神經想“幹革命”，都不敢說話。孝文帝的堂叔、尚書任城王拓跋澄可看不下去了，他以為皇帝年輕氣盛，考慮問題不周，勸道：“‘革’的意思是要變天，我大魏奄有中土，要征討不臣，卻碰上‘革’這麽個卦象，恐怕不吉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