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明主昏君 九 垣崇祖決堰戰壽陽

馮太後殺李的那年，北魏改元太和。這是一個長達二十三年的年號，在整個北魏王朝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中，獨一無二。與明、清時代帝王一朝一年號的傳統截然相反，中古時代的封建帝王，更換年號那是家常便飯，像劉宋前廢帝那種不講禮法的人更是可以變態到一年就改元兩次的地步。在這些短命年號之中，長命年號尤其是超過二十年的年號就顯得彌足珍貴。那麽“太和”這個長命年號意味著什麽呢？

我們不妨做個小小的統計，從魏晉到隋唐的大王朝中，時間超過二十年的年號一共只有七個，在南北朝之前，有晉孝武帝的“太元”，南北朝之後，有隋文帝的“開皇”、太宗的“貞觀”、玄宗的“開元”、德宗的“貞元”。這幾個年號中，“太元”的狀況相對較差，但也是東晉中後期相對比較穩定的一段時間，淝水大捷也是發生在這一時期（太元八年）。其他四個隋唐的年號都比較為人所知曉，隋文帝開皇年間是一個大一統的時代，中國結束了南北割據的分裂局面，另外幾個則分別以“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和“貞元中興”而知名，是初唐、盛唐、中唐的高峰時期。由此我們大致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古時期中國的長年號，往往是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重要特征。南北朝僅有的兩個長年號也進一步佐證了我們的結論：南朝的“元嘉”，我們已經說過，是南朝最為重要的治世時期；與之相對應，北朝的“太和”標志著北朝的鼎盛時期。北魏的統治在太和年間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顛峰，半個世紀後的楊衒之在他的《洛陽伽藍記》中是這麽追述“太和盛世”的景況的：

“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焭獨不見牛馬之衣。”

一手造就了輝煌的人物，正是馮太後本人，以及她一手培養的得意“弟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即便是再優秀再有預見性的統治者，也不可能從一開始就一直執行完全正確的政治路線。二十三年的太和時代，卻是以一場決策錯誤的南北戰爭拉開序幕的。

拓跋燾死後，北朝的統治者忙著撫恤四方，南朝的統治者忙著苦鬥不休，都沒有閑暇投入大規模的邊境作戰。宋明帝泰始初年的那一次南朝的喪師失地純粹是劉彧處理失措造成的。那一次以後，邊境上雖有小的摩擦，但都未對各自的管轄範圍產生什麽影響。十年滄桑巨變，彈指一揮間，宋魏對峙換成了齊魏抗衡。太和三年（南齊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北魏聽說蕭道成代宋自立，感到有機可乘，決定大舉伐齊。鮮卑人想到了一面貌似正義的旗幟，他們打出了丹陽王劉昶這張牌。

劉昶歸降北魏之後，受到北魏很高的禮遇，不但被招為駙馬，而且還被封為丹陽王。宋文帝劉義隆的十九個兒子中十八個早已灰飛煙滅，活到最後的，竟然就是這位“叛逃外邦”的劉昶。

北魏扶持劉昶，以討齊復宋為名，對南朝作戰，是有其獨特用意的。佛狸飲馬長江的那次遭受失敗後，拓跋鮮卑對於南侵這個問題其實是諱莫極深的，他們逐漸認識到，純粹用軍事征服的手段掃平北方沒有問題，對付水鄉澤國的所謂“島夷”還是有相當難度。經過將近兩百年的大分裂時代，南北方的某些差異之巨大近乎於兩個不同的世界。在這種情況下，局部的軍事勝利並不能改變分裂的根本局面，只會產生無謂的財物與人力的消耗。於是鮮卑人退而求其次，扶立一個傀儡政權，從而達到控制南朝的目的，就算不能夠徹底消滅南方的政權，在江、淮之間建立一個緩沖附庸國，對於北方而言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如意算盤的確有其合理之處，然而北魏在出兵的時候就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充分贏得南方民眾的支持。

你推一個姓劉的做皇帝，大家未必就反對，問題是你硬要推翻姓蕭的政權，大家也並沒有覺得這會有什麽好處。劉氏家族在二十年中相互征伐，生靈塗炭，失去民心也不是一天兩天了，老百姓對他們早就沒什麽感情了，也並不關心是誰在掌權。何況除了國號國姓改了以外，整個南方的改變並不大。在這種情況下，北魏也沒有挑唆邊境上的叛亂，而是直接以大兵壓境，渡過淮水，進入南齊境內。

兩相比較，蕭道成的準備要充分許多，他在稱帝前後，做了兩件大事來對付北魏：一件是將兗州刺史垣崇祖調任豫州刺史，鎮守壽陽（今安徽壽縣）。垣崇祖在劉宋末年就戰功卓著，後來在淮南一帶擔任太守，一度與蕭道成共事，十分敬服蕭道成。蕭道成對他也十分器重，稱帝時不僅把垣崇祖安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還叮囑他說：“我現在剛剛得到天下，索虜肯定會以護送劉昶的名義興師動眾，進犯我國。壽陽首當其沖，能制服強寇的，只有將軍一人而已。”垣崇祖深感重任在肩，積極備戰，以待外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