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雅與感性（第3/4頁）

更糟糕的是，這種新的優雅風尚使得女性遭遇到持續不斷的物色與約會，與此同時，又往往因為男人所謂的自然欲求而免除他們的責任。正如小說家與評論者喜歡指出的，危險的男性常常是優雅而誘人的伴侶，“我們中間最有魅力的紳士”實際上是“糟蹋你們女士的人”，沉迷於“毀滅女人”。漢娜·摩爾就哀嘆道，即便是“最可人的女性”，也經常爭風吃醋，以“得到一個登徒子的青睞，她們傾慕於他的侃侃而談，引述著他的甜言蜜語，她們過分的偏愛可能阻礙了那個男人變得更好，因為他發現自己這個樣子會更受歡迎”。因為人們對於女性貞潔不會采取同樣縱容的態度，最終的後果乃是，多數舉止合宜的心理以及實踐之負擔都壓在了女性身上。女演員瑪麗·羅賓遜不無尖銳地評論道，不忠的男性，

以人性之脆弱為其辯解……他會申言這是激情的主宰，感性的控制，並為悠久的習俗所認可。他是個風度翩翩的男人，因此被大部分的女人所喜愛與崇拜，雖然他每時每刻的一切作為都在證明，女人乃是被他欺騙的受害者。

瑪麗·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在1710年寫給一位追求者的信中說，男女之間的求愛，只不過是一種殘酷的血腥運動：“對你而言是娛樂，對我們而言則是死亡。”斯蒂爾也同意，實際上，“女性要承受一切風險，而男性則無所顧忌”，而在此之後，“她們一無所有，只剩下徒勞的嘆息和眼淚，並譴責那些讓她們落得如此悲慘和恥辱境地的人”。簡言之，盡管有一大堆關於女性優越舉止能夠訓導男性的說辭，這種新的優雅與斯文之理論的主要後果卻是約束女性的行為。

當然，男人欲望之表現實際已不再比約束女性之習俗更為“自然”：男人可以簡單地接受或者棄絕放蕩的作風，以達至更高或更低的境界，不論其有意還是無意。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那種認為女性天生貞潔而男性則不然的觀點，得到了日益發達的科學之支持。在18世紀早期，有關優雅的理論特別將重點放在對於正確舉止的學習上，此在兩性皆然。從這一世紀的中期開始，其重心則越來越多地放在了所謂自然感性的表現之上。以洛克和牛頓的思想貢獻為基礎，當時主要的科學家與醫生發展出一套新的有關人類心理、感官知覺以及神經系統之性質的主流範式。在多種普及化的媒介之中，小說因其對感情狀態的特別關注，發揮了最關鍵的作用。例如理查森，憑借其朋友與醫生喬治·切恩的專業知識，具體刻畫了人類如何對於感覺與活動進行體驗。這一思維方式如今已成為那種堅強信念的基礎，在其中，女性內心與肉體都應更富於“精致”、“柔和”、“溫順”、“想象”、“感性”及貞潔。隨之而來的觀念即是，不貞之舉在身體與心理的原因及後果對兩性而言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一個丈夫與一個妻子的不忠之舉所導致的後果乃是截然有別的。男人的天性使其可能與妻子之外的女人發生關系，同時仍真誠地愛著他的妻子。一個有夫之婦則絕不可能在失德的同時，還可以保有其種種榮耀、高雅與得體的情感，那些是婚姻美滿與家庭幸福的保障。

這一對女性貞潔之“自然性”的日益強調，對於父權制之思想基礎的重構具有關鍵意義。在1700年左右，許多過去有關女性之依附地位的論述，已經遭到了更廣泛的政治與哲學發展的質疑，《聖經》與父權論著作的地位，則受到了方興未艾的對於真理之“理性”認知的挑戰。那種不變的、天命的家長秩序，因為詹姆斯二世的退位，以及政治與社會關系中契約論的興起而遭受了致命打擊。最後，現存的社會理論面臨著全新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之挑戰：宮廷影響的式微，都市生活的日益重要，以及新的商業、傳播與社會組織方式的擴張。

關於男性之優越性的論述也相應地不斷演化著。早期對於父權制與性別的理解，本質上基於一種有關人類之缺陷性的神學觀。盡管當時的人們都具有歧視女性的傾向，他們仍然一直暗示，盡管女人比男人更為孱弱，兩性在心理與生理上還是具有基本的共性。不過到1800年左右，《聖經》中有關女性依附地位的事例已不再作為一個通常的出發點，有關原罪與女性孱弱的神學亦然，甚至古典醫學理論也不再重要，其強調男性與女性之身體雖然相近，但其“體液”之平衡卻存在差異。上述這些觀念從未完全消失，只不過事到如今，人們要追究兩性差異的根基，更傾向於求諸有關兩性及社會關系之演化與目標的人類學和史學理論，以及有關兩性之心靈及身體差異的無可置疑的生物學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