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雅與感性（第2/4頁）

這一觀念的影響極為廣泛。正是基於此，學者們開始形成一種理論，整個人類文明之發展乃是通過男性逐漸對於女性的體貼與尊重——如果女性對於現代的男性具有這樣的影響，那麽毫無疑問，她們在過去也一定如此。各個時代相次之演進因此也就與女性在歷史上地位的提升聯系在了一起。正因為此，其他文化的相對滯後就可以被判定為其男性缺乏對於女性的尊重。這種類比已經在艾迪生1710年代的著作中有所暗示；而在1740年之後，它變得尤有影響，作為啟蒙時期繪制人類社會進步藍圖之普遍興趣的一部分。在當時許多先驅性的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的著作中，有一點是不證自明的，一如威廉·亞歷山大1779年之所述：

我們幾乎能總發現野蠻人中的女性淪為一種順服的物種，或說得更確切，一種奴隸。我們也總是發現她們正在脫離此種境地，而男性也以一種相似的進度脫離著愚昧與獸性，步入知識與文雅。因此，我們在任何國家中發現女性所處的地位與環境，都最為準確地向我們表明了其人群所達到的公民社會之具體水準。如果他們的歷史對於其他任何臣服者都不置一詞，唯獨提及他們以何種方式對待他們的女人，我們就能從中構建出對於他們的野蠻性或風俗文化的一個可以接受的評價。

其對於性規範的影響同樣深遠。這種認為女性在道德上優於男性的基本假定，成為了18世紀晚期、19世紀以及20世紀兩性關系的基石之一。正如拜倫在1813年9月寫給安娜貝拉·米爾班克的一封信中，像無數其他求婚者一樣翻來覆去地說著那些陳詞濫調：“我認為即使是最差的女人也可以讓一個男人得到相當的聲譽——她們比我們男人都好——而她們身上存在的缺點一定也來自於我們男人。”在公共生活中同樣如此，這種觀念得到了男性與女性的無盡贊揚。至18世紀中期，其日益強大的力量就已清晰可辨。浪蕩子被一個美好女子的愛情所改造，成為了一種定式，這體現出一種觀點，即在男性那裏，淫亂是自然的184甚至吸引人的，但這可以通過與更高的女性道德之接觸而被矯正。沒有作家像理查森那樣與這一主題作持續鬥爭。這多麽令人憤怒啊，他私自沉思著，“千千萬萬的年輕女子……會崇敬一個好男人，而她們卻要嫁給一個壞男人——登徒子們難道不是漂亮家夥嗎？”“所有女人都自以為是，即便當她們知道那個男人曾經傷害過別人，也認為他不會且不能這樣對待自己。”他的《近簡集》因此警告說，“那種認為一個浪子可以變成一個好丈夫的瘋狂主張，乃是年輕女性所接受的最危險的觀念”，而《克拉麗莎》一書的寫作更是特別駁斥了“那種危險卻廣為接受的觀點，即一個洗心革面的浪蕩子成為了最好的丈夫”。

然而矛盾的是，也很少有其他作家像理查森這樣，從一種更高的立場倡揚女性貞潔對於男性貪欲所具有的改造力量。在其第一部小說中，浪蕩子B先生在不斷地接觸到帕梅拉的美德之後，感到“我該認為自己配不上她，直到我能讓自己的舉止、情感以及行為與她自己的相和諧”。正如小說導言所展現的，她意在對其讀者也產生此種影響，“希望每一個頑固的浪蕩子在讀到你之後，都能幡然悔悟”，其主張，“每一個忍不住閱讀你的處女，能模仿那種美德，得到好報”，一如女主角。同樣，克拉麗莎更高的德性也改造了洛夫萊斯的密友約翰·貝爾福德，於是他悔悟、改過，決心尋找與解救此前所有被他傷害的人，最終他成為了一個幸福的丈夫與父親。甚至是最邪惡的浪子，在接觸到貞潔處女的感情之後，也在彌留之際懺悔過往的行徑。這就是哈格雷夫·波萊克芬爵士的命運，他是《查爾斯·格蘭迪森爵士》裏面的惡少，而洛夫萊斯的命運也同樣如此。在小說裏，亦如在現實生活之中，女性道德之優越的觀念極為強大。

在這一顯著而膚淺的推斷之外，存在著一種更深刻的真相。事實上，那種關於女性應通過展現其固有的謙遜以馴化男性的假定，反映並延續了女性的弱勢地位。很多作者視之為當然，並大加贊賞。“正如自然賦予了男性之於女性的優勢，使其擁有更強大的頭腦與身體，”休謨寫道，“他就得減少此種優勢，盡量寬容行事，對於女性的嗜好與觀念故意表示尊重與同情。”無需“多想，那樣一種親切而崇高的人格應該被置於一種榮耀的依附狀態中”，喬治三世的一位牧師評論道，因為

如此溫和、如此美好的心靈會將依附關系提升為一種優越與控制的力量。它自身帶有美德之影響力與無法抗拒的強力，有力量控制那些最為狂暴的激情，它擇善而固執之，由是可以征服並擊敗最為頑固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