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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也討論過的凱恩斯（參見第七章），是第二種選擇的例子。最有趣的是，他實際上終其一生都是英國自由黨的支持者並且自視為“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的一員。在年輕的時候，凱恩斯是一位幾近完美的正統派。他正確地意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既毫無意義，也與自由經濟和資產階級文明無法相容。當他在1914年出任戰時政府的專業顧問時，他贊成對“正常狀態”盡量少加幹擾。再者，他認為偉大的（自由黨）戰時領袖勞合·喬治，就是因為凡事都遷就軍事勝利，才把英國帶入經濟地獄。（他對於抵抗法西斯德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自然會持有不同的態度。）當他看到歐洲大多數地區和他視之為歐洲文明的事物在失敗和革命中崩潰，雖然感到十分驚駭，但是並不意外。再一次，他正確地斷定：戰勝國強加給德國的政治性條約，會妨礙德國（因而也包括歐洲）在自由主義的基礎上回復到資本主義的穩定狀態。眼看著戰前“美好時代”（也就是他和他那批劍橋朋友非常喜歡的時代）無可挽回地步向消亡，凱恩斯遂立志將他可觀的才智、創造力和宣傳天才，全部投注在尋找一種從資本主義手中挽救資本主義的辦法。

因此，他便在經濟學上創造了革命。經濟學在帝國的年代是與市場經濟結合最密切的一門社會科學，而且它也躲掉了其他社會科學明顯感受到的危機之感（參見第十章）。危機，首先是政治的危機，而後是經濟的危機，便是凱恩斯重新思考自由主義正統學說的基礎。他成為主張由國家來管理、控制經濟的急先鋒，盡管凱恩斯顯然獻身於資本主義，但他倡議的那種經濟如果放在1914年前，必然會被每一個“已開發”工業經濟中的每一個財政部視為社會主義的前奏。

我們之所以特別把凱恩斯挑出來討論，是因為他有系統地提出了一套日後在思想和政治上最具影響力的主張，說明資本社會如想要生存，就必須把整體的經濟發展交由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管理，乃至計劃，如有必要，還得將自己轉化為混合式的公／私經濟。這種學說在1944年後很受改革派、社會民主與激進民主派的理論家和政府的支持。只要它們（例如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還不曾獨創出這樣的構想，便會熱誠地予以采納。因為1914年以前的那種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已經死亡的教訓，大家幾乎都已在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大蕭條歲月中領受到了，甚至拒絕為其新理論更換標志的人也領受到了。自20世紀30年代起，整整有40年之久，支持純粹自由市場經濟學的知識分子都是孤立的少數，除了那些支持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商人。那些商人因為過分關注自身的特殊利益，因而無法在整個體系當中找出最有利於他們的位置。

大家必須接受這個教訓，因為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替代物，不是市場引發的復蘇，而是崩潰。這場崩潰並不是革命分子所希望的資本主義的“最後危機”。但是，它或許是一個基本上借由周期性起伏運作的經濟制度有史以來唯一一次真正危及制度本身的經濟危機。

因此，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余緒之間的歲月，是一個充滿危機和騷動的時期。帝國時代的世界模式在各種蓬勃發展的力量撕扯下宣告崩潰，之前那段漫長的歌舞升平的繁榮，靜靜地形成了這些蓬勃發展的力量。是什麽崩潰了？答案很清楚。崩潰的是自由主義的世界體系，以及19世紀資產階級社會視之為任何“文明”皆熱切渴望的標準。畢竟，這是法西斯主義的時代。在20世紀中葉以前，未來是什麽樣子尚不清楚，就算新的發展或許可以預料，但也因為它們與人們在騷動時代所習以為常的事物非常不同，以致人們幾乎過了30年的時間才認識到當時發生了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