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2/3頁）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危險不但主宰了1917年俄國革命以後緊接下來那些年的歷史，也主宰了自此之後的整個世界歷史。它甚至為長期的國際沖突添上內戰和意識形態戰爭的外衣。截至20世紀後期，它仍舊（至少是單方面地）支配著超級強權的沖突辭令，雖然只要瞄一眼20世紀80年代的世界，便知道當時根本不可能爆發單一的全球革命，這場革命據說將打倒國際術語中的“已開發市場經濟”；尤其不可能導致一場由單一中心所發動的全球性單一革命，這場革命旨在建立一個整體的、不願意或不可能與資本主義共存的社會體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是在列寧真實或想象的陰影中塑造而成，正如西方19世紀的歷史，是在法國大革命的陰影中形成一樣。這兩段歷史最後都脫離了覆蓋其上的陰影，但並不徹底。正如1914年的政客們甚至還在臆測“戰前那些年的心情是否和1848年相似”一樣，20世紀80年代在西方或第三世界任何地方，如果有某一政權被推翻，大家便會對“馬克思主義的勢力”重新燃起希望或恐懼。

世界並未社會主義化，雖然在1917—1920年間，不僅列寧認為它很可能發生，甚至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和統治者，也認為這是必然的趨勢。有好幾個月，甚至歐洲的資本家，至少是他們思想上的代言人和行政官員，似乎都已放棄希望，靜待死亡。因為他們面對著自1914年起力量大增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運動，而且在德國、奧地利等國，這類運動已成為該國舊日政權崩潰以後僅存的有組織的支持力量。不管什麽都比布爾什維主義好，即使是和平讓位。有關社會主義的廣泛辯論（主要發生在1919年），例如經濟應進行多大程度的社會主義化、如何將它社會主義化，應該賦予無產階級多少新權力等，並不是為了爭取時間的戰術性舉動。它們只是順勢發展的結果，因為這個制度的嚴重危機時期很短（不論真正的或想象的），根本不需要采取任何劇烈步驟。

由今視昔，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驚恐是被過分誇大了。最可能發生世界革命的那個時刻，也不過只在一個異常衰弱和落後的國家裏，留下唯一的共產黨政權。這個國家的主要資產在於廣大的幅員和豐富的資源，這些將在日後使它成為一個政治的超強力量。它也留下了反帝國主義、現代化和農民革命的相當潛力（當時主要在亞洲引起了共鳴），以及追隨列寧的1914年前的社會主義和勞工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工業國家，這些共產主義運動通常代表勞工運動的少數派。日後的發展可以證明，“已開發市場經濟”的諸經濟和社會是相當堅強的。要不然它們不大可能從30多年的歷史風暴中平安脫身，未曾爆發社會革命。20世紀到目前為止仍充滿了社會革命，在它終結之前可能還有更多。但是已開發的工業社會對它所具有的免疫力，遠超過其他社會，只有當革命變成軍事失敗和征服的副產品時，才有可能在這些國家發生。

因此，雖然有一陣子甚至連維護世界資本主義主要防禦工事的人，都認為它行將崩潰，但革命卻不曾摧毀它。舊日的秩序戰勝了這項挑戰。但是在對抗之際，它已將自己（也必須將自己）轉化成與1914年判然有別的樣子。因為，1914年判然有別以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在面對傑出自由主義歷史學家伊利·阿列維（Elie Halévy）所謂的“世界危機”時，顯得完全不知所措。它要不就讓位，要不就等著被推翻。否則，它便得同化成某種非布爾什維克、非革命性的“改革式”社會民主政黨。1917年後，這樣的政黨果真在西歐出現，並成為延續社會和政府的主要護衛者，因此遂由反對黨變成可能或實際的執政黨。簡而言之，它可以消失或使人認不出來。但是舊日的形式已無法再存在。

意大利的焦利蒂（參見第五章）是第一種命運的例子。如前所述，他異常成功地“處理了”20世紀最初10年早期的意大利政治：安撫並馴服勞工，收買政治上的支持者，有欠光明地處理公務，讓步並避免沖突。在其國內戰後的社會革命形勢中，這些戰術已完全不管用。資產階級社會的穩定重建，是憑借了武裝的中產階級“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它們正式向無法憑一己之力釀成革命的勞工運動挑戰。（自由主義的）政客支持它們，想要將它們整合進自己的系統之中，但是徒勞無功。1922年法西斯接管政府，此後，民主政治、議會、政黨和舊日的自由主義政客均被淘汰。意大利的情形只是許多類似情形中的一個。1920—1939年間，議會民主制度幾乎從絕大多數的歐洲國家消失，不論是非共產黨國家還是共產黨國家。［1939年時，在27個歐洲國家當中，可以稱得上是具有代議制民主政治的，只有英國、愛爾蘭自由邦、法國、比利時、瑞士、荷蘭和四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芬蘭剛剛加入）。除了英國、愛爾蘭自由邦、瑞典和瑞士以外，這些民主政體不久均在法西斯德國的占領下或因與法西斯德國聯盟而暫時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