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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女孩（除了一小撮滲透進男性大學的以外）都無法接受和同齡男孩同樣的教育。但是，即使是中產階級婦女接受正式中學教育的情形已為人所熟悉，而且在若幹國家的某些圈子裏已經是正常現象的這個事實，也堪稱史無前例。

年輕婦女地位改變的第二項，也是比較難以計量的征兆，是她們在社會上取得較大的行動自由，不論是在自己個人的權利上，或是在她們與男人的關系上。對於“可敬”家庭的女孩子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傳統上她們所受到的約束最大。在公共跳舞場合經常可見的非正式社交舞會（也就是不在家中或為特殊事件舉辦的舞會），反映了習俗約束的放松。到了1914年，西方大城市和遊憩勝地比較開放的年輕人，已經相當熟悉富有煽動情欲作用的韻律舞蹈。這些舞蹈曖昧而又富有異國情調（例如起源於阿根廷的探戈舞、起源於美洲黑人的切分法舞步），不時可見於夜總會和（更驚人的）旅館的下午茶時間或餐宴上。

這種行動自由不僅表現在社交上，也表現在實際的“行動”上。雖然婦女的時裝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戲劇性地解放，可是在那種於公共場合捆綁女體的織物和鯨須制甲胄消失以前，已經出現了寬松和飄拂的衣裙。19世紀80年代唯美主義的風氣、新藝術，以及1914年前夕的時裝風尚，都有助於這種衣裙的流行。與此同時，中產階級婦女由資產階級昏暗的或燈光照明的室內逃避到露天來一事，也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也意指得以——至少在某些場合——從衣著和束腹所造成的行動局限中解脫，而束腹也在1910年後為更具伸縮性的胸罩所取代。易蔔生在描述其女主角的解放時，以“一股新鮮空氣進入她位於挪威的家”作為象征，並非偶然。運動使青年男女可以在家庭和親屬的範圍以外相逢和結伴。婦女（雖然為數不多）成為新成立的旅遊俱樂部和登山俱樂部的會員，而偉大的自由器械——自行車——解放女人的比例比解放男人來得高，因為女人更需要自由行動。它帶給女人的自由，超過貴族女騎士所享有的自由。因為這些女騎士出於女性的羞怯，冒著相當大的受傷危險，仍然采用側騎。通過日漸增加而且不大規矩的夏日遊樂場度假（冬季運動除了兩性混合滑冰外，尚在萌芽時期），中產階級的婦女還可再得到多少自由？（她們的丈夫通常留在城裏的辦公室中，只偶爾和她們一起前往這些遊樂場。）（對於心理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可能已經在弗洛伊德的病歷中，注意到假日對於病人好轉所發生的作用。）總之，雖然有許多人反對，但男女在一起遊泳時無可避免會暴露的身體尺度，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廉恥觀所無法容忍的。

我們很難說這種行動自由的增加，如何造成中產階級婦女更大的性解放。未婚的性關系，確實還只限於這個階級中故意解放的女孩；幾乎可以肯定她們也想要其他解放的表現，不論是政治性的或其他的。

一位俄國婦女回憶道：在1905年以後，“對一個‘進步的’女孩來說，很難不費唇舌就拒絕進步的要求。外地的男孩子要求不多，接吻便夠了，但是由首都來的大學生……卻很不容易拒絕。‘小姐，你是老古板嗎？’誰願意當老古板？”[13] 這種解放的年輕婦女到底有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她們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人數最多，在地中海國家幾乎沒有（這個情形可以解釋俄國流亡婦女在像意大利這樣的國家的進步和勞工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而在西北歐（包括英國）和奧匈帝國的城市中或許相當多。私通幾乎可以確定是中產階級婦女最普遍的婚外性活動形式，它或許隨著或許未隨著她們的自信而增加。由閉塞生活中解放的烏托邦夢想式的私通［例如19世紀《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式的小說中所描寫的］，同法國中產階級夫婦所享有的婚外情自由（例如見於19世紀法國的通俗戲劇），是非常不同的。（附帶一句，這些19世紀的小說和戲劇都是出自男人的手筆。）然而，19世紀的私通和19世紀的性一樣，都無法予以量化。我們只能確定：這種行為在貴族和時髦的圈子裏，以及在容易保持體面的大城市中（得到像旅館這樣考慮周到和非人格化的制度之助）最為普遍。（這些觀察完全只限於中等和上等階級。它們不適用於農民和都市勞動階級婦女的婚前和婚後性行為，當然，這些婦女所占的人數最多。）

然而，如果研究數量的歷史學家有點兒為難，那麽研究性質的歷史學家卻無法不驚訝於這個時期男性有關婦女的刺耳言論，在他們的言談之間，婦女已逐漸被認定是淫蕩的。許多這樣的說法，都旨在以文學和科學的方式，重申男性在體力和智力上的優越，以及婦女在兩性關系中的被動地位和輔助功能。這些內容是不是足以顯示他們對婦女優越性的恐懼，似乎不是十分重要。哲學家尼采經常被人引用的對男人的訓諭——去找女人時不要忘記帶鞭子［《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ake Zarathustra ，1883年）］[14] ——事實上並不比克勞斯對婦女的贊美更具性別歧視。像克勞斯一樣堅持不把那些能保障男人善用其天分的東西賦予婦女的觀念，[15] 或者像心理學家麥比烏斯（Möbius）所堅持的“與自然疏遠的文化男人，需要自然的婦女與之搭配”的說法，可能帶有（例如對麥比烏斯來說）所有為婦女而設立的較高教育機構均應予以毀棄的意味，也可能（如對克勞斯來說）不具這個意思。不過，它們的基本態度是相似的。然而，當時有一種確切而新穎的堅定信念：婦女對於性欲具有強烈興趣。對克勞斯而言，“婦女的淫蕩是男人智力充電的地方”；19世紀末的維也納，這個現代心理學了不起的實驗室，提供了對婦女性欲最復雜世故也最無拘束的認可。克裏姆特（Klimt）畫筆下的維也納婦女，遑論一般婦女，是帶有強烈情欲的形象，而不只是男人性幻想的形象。而這些形象顯然反映了奧匈帝國中等和上等階級的某些“性”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