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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不提這些新興的下層中產階級，顯而易見的，新興中產階級或申請中產階級身份的人，其數目也在迅速增加，這種情形引起了分界和定義的實際問題。而這些問題又由於定義理論標準的不確定性而變得更難解決。“中產階級”的條件為何，在理論上比那些構成貴族身份（例如出身、世襲稱號、土地所有權）或工人階級的（例如工資關系和體力勞動）條件更難決定。不過在19世紀中期，這個標準是相當明確的（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三章）。除了受薪的高級公務員以外，這個階級的人需要擁有資本或投資收入，並且或許是雇傭勞工的獨立營利企業家或是“自由”職業（一種私人企業）的從業員。重要的是，在英國所得稅的呈報上，“利潤”和“報酬”是列於同一個項目之下。可是，隨著上面提到的改變，要從一大群中產階級群眾中，甚至從更大一群渴望這一身份的眾人中辨別出“真正的”中產階級，這些標準就變得不大管用。他們並非全都擁有資產，但是許多以較高教育程度代替資產而無疑具有中產階級身份的人，至少在一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資產，而他們的人數正大量增加。1866—1886年間，法國醫生的人數多少穩定地保持在1.2萬人左右，但到了1911年時，已增加到2萬人；在英國，1881—1901年間，醫生的人數由1.5萬人增加到2.2萬人，建築師的人數由7 000人增加到1.1萬人。在這兩個國家，這種增加都遠超過成年人口的增長速度。他們既不是企業家也不是雇主（除了是仆人的雇主以外）。[12] 但是，誰能說領取高薪的經理不是資產階級。經理們已日漸成為大企業的一個必要部分，至此，如1892年時一位德國專家所指出的：“舊式小企業那種親密和純私人的關系，已完全無法運用到這種大型事業上。”[13]

所有這些中產階級的大多數成員，至少就他們大半是雙元革命之後的產物而論（參見《革命的年代》“導言”），有一個共同之處，即他們過去或現在的社會流動性。從社會學的意義上看，正如一位法國觀察家在英國所注意到的，中產階級主要包括正在社會中攀升的家庭，而資產階級則是已經到達頂點或一般被認為已位於高原之上的家庭。[14] 但是這樣的快照，幾乎拍不出這個動作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似乎只能由類似於電影的社會學予以捕捉。“新社會階層”是甘必大（Gambetta）眼中法國第三共和國政權的基本內涵——他無疑是想到像他這樣的人，可以在沒有事業和財產的背景下，通過民主政治而得到影響力和收入。“新社會階層”甚至在大家認為“已經到達”之時，也不曾停下腳步。[15] 相反，它們已“達到”改變資產階級性質的程度嗎？那些靠著家產悠閑度日的資產階級第二代和第三代——那些有時會反對仍是資產階級核心的價值觀念和活動的人——不應該算是資產階級嗎？

在本書所論時期，經濟學家並不關心這樣的問題。一個以追求利潤的私人企業為根本的經濟（如無疑支配了西方“已開發”國家的經濟），不需要其分析家去思索究竟是什麽樣的人構成“資產階級”。從經濟學家的觀點來說，唐納斯馬克親王（Prince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帝制德國時僅次於克虜伯的第二大富豪）在功能上是一位資本家，因為其收入的9/10是來自他擁有的煤礦、工業和銀行股份、房地產合股，以及1 200萬—1 500萬馬克的利息。另一方面，對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來說，他的世襲貴族身份絕非無關緊要。因此，將資產階級界定成一群男女組成的團體，以及這個團體與下層中產階級該如何區分的問題，和分析這一時期的資本家發展並沒有直接關聯（只有那些堅信資本制度有賴於個別的私人企業家的人，不這樣認為），不過，資本家的發展當然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變化，而且可以闡釋其組織形式。（當時有一些思想家主張，官僚化和企業家價值觀念的日益不為大眾所喜以及其他類似的因素，會逐漸減弱私人企業家的作用，因此也逐漸降低資本主義的作用。韋伯和熊彼特便是持這種意見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