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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反過來看看似乎受到民主化威脅的那些人。在資產階級從事征服的19世紀，成功的中產階級對於他們的文明深具信心，他們一般也很自信，而且通常沒有財政上的困難，但是一直要到19世紀後期，他們的物質生活才稱得上是舒舒服服。在此之前，他們也過得很不錯：周圍環繞著裝飾華麗的牢固物品，身著大量織物，買得起他們認為適合他們身份而不適合比他們低下的人的物品，消耗很多食物和飲料，或許有點兒消耗過量。至少在某些國家，飲食是非常考究的：所謂的“資產階級食品”（cuisine bourgeoise），至少在法國是一個贊美美食的詞匯。眾多的仆人彌補了家中不舒適和不實際的地方，但無法掩蓋這些缺陷的地方。一直到19世紀後期，資本主義社會才發明了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和與之相稱的物質設備，這些是為了迎合其認定的主力中堅的需要而設計的，這些中堅分子包括商人、自由職業者或較高級的公務人員及其眷屬。他們不一定指望貴族的身份或富豪的那種物質報酬，但是他們卻遠勝於那些買了這樣東西便不能買那樣東西的人。

許多世紀以來，大多數資產階級的矛盾之處，是其生活方式是後來才成為“資產階級式”的，這種轉型是由其邊緣而非由其中心開始，而且所謂特殊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卻只有短暫的勝利。這或許便是為什麽走過當年的人，常常帶著懷舊的心情回顧1914年以前的時代，視之為“美好的時代”。讓我們以探討這個矛盾，作為綜述本書所述時期中產階級機遇的開始。

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當時是指郊區的房子和花園，很久以來，這已不再一定是“資產階級式的”。像資本主義社會的許多其他事物一樣，它也來自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我們最初可在花園郊區中看到，這種花園郊區，是19世紀70年代像諾曼·蕭（Norman Shaw）這樣的建築師，為舒適但不一定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所規劃開拓的［貝德福特公園（Bedford Park）］。這種聚落一般是為比英國類似聚落的居民更富有的階層所發明的，它們發源於中歐市郊，如維也納的小屋區（Cottage-Viertel）與柏林的達倫（Dahlem）和綠林區（GrunewaedViertel）。後來又擴及社會較低階級，出現在中下階層的郊區，或大城市邊緣未經計劃的“亭台式”迷宮。最後，通過投機的建築業者和理想主義的市鎮設計者，進入到半獨立的街道和聚落，以期為部分舒適工人捕捉以往的村落和小市鎮精神。理想的中產階級住宅不再被視為市街的一部分，例如“城市住宅”或其代用物——一個面朝市街、自命為華廈的大建築中的一個公寓。相反，它是四周圍繞著青蔥草木的小公園或花園中的都市化或準確地說郊區化的別墅。它成為非常強烈的生活理想，不過，在非盎格魯——撒克遜的城市中尚不適用。

這樣的別墅和它最初的模型——貴族和士紳的別墅——相比，除了規模較小和成本較低以外，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它的設計目的是為了私生活方便，而不是為了爭取地位或裝模作樣。誠然，這些聚落大致是單一階層的社區，與社會其他部分隔絕的事實，使它們更容易集中力量來追求舒適生活。這種隔絕的產生，有時甚至不是故意的。在社交上抱理想主義態度的（盎格魯——撒克遜）設計家，其設計的“花園城市”和“花園郊區”，和那些特意為了中產階級從比他們低下的人群中移開而開辟的郊區，走的是同一條路線。而這種外移，其本身也表示資產階級要放棄其統治階級的身份。1900年左右，一個當地的富人告訴他的幾個兒子說：“除了重稅和暴政以外，波士頓城什麽也不能給你們。你們結婚以後，找個郊區蓋幢房子，參加一個鄉間俱樂部，並以你們的俱樂部、家庭和子女作為生活中心。”[3]

但是，這些傳統別墅或鄉間大宅的作用正相反，甚至和其資產階級的競爭對手和模仿對象——大資本家的豪宅——的作用相反。後者如克虜伯家族的山陵別墅（Villa Hügel）、阿克羅埃家族（Akroyds）和克羅斯雷家族（Crossleys）的堤野大宅（Bankfield House）和美景大廈（Belle Vue），正是後兩個家族支配了羊毛業城市哈利法克斯（Halifax）的煙霧騰騰的生活。這樣的建築，是權勢的外罩。其設計是為了替統治階級的某個高級分子向其他高級分子以及較低階層炫耀其財富和威望，也是為了組織具有影響力和支配性的事業。如果內閣是在奧尼姆公爵（Duke of Omnium）的鄉村府邸組成的，則克羅斯雷地毯公司的約翰·克羅斯雷在他50歲生日那天，至少要邀請他在哈裏法克斯自治市議會的49位同事，到他設於英格蘭西北湖區的府邸歡聚三日，並在哈裏法克斯市政廳開幕當天，招待威爾士親王。在這樣的府邸中，公私生活是不分的，有其被認可的外交與政治上的公開功能。這些職責的要求優於居家安適的要求。我們不認為阿克羅埃家族會只為了其家族用途而建造一座繪有古典神話場景的宏偉樓梯，造一間雕梁畫棟的宴客廳、一間飯廳、一間圖書室和九間接待用的套房，或可容納25個仆人的廂房。[4] 鄉紳無可避免地會在其郡中運用其權力和影響力，正如當地的大企業家不會放棄在伯利（Bury）和茨維考（Zwickau）運用其權力和影響力一樣。事實上，只要他住在城市，即使是一名普通的資產階級，也不容易避免借著選擇他的住處，或者至少他公寓的大小或樓層、他能指揮仆役的程度、他的服裝和社交往來的禮節，來顯出（應說強調）他的地位。一位愛德華時代證券經紀商的兒子後來回憶到：他們家比不上福爾賽一家（Forsytes），因為他們的房子不能俯視肯辛頓花園（Kensington Gardens），不過離得也還不算太遠，因而勉強不失身份。“倫敦的社交季”他們是沒分的，但是他母親平日午後都會正式地“待在家裏”，並曾經舉行許多晚宴，晚宴中有從惠特來萬國百貨商店請來的“匈牙利樂隊”。同時，在5月和6月，他們也會按時舉行或出席幾乎每天都有的餐宴。[5] 私生活和身份與社會地位的公開展示，是無法明確區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