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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業革命時期，上升中的中產階級，由於他們雖然可敬但仍低下的社會地位，或由於他們清教或虔信派的信仰，再由於資本累積是他們的首要目的，因此大半被排除於這些誘惑之外。是19世紀中期經濟增長的好運，使他們跨入成功者的世界。但是，這同時也為他們強加上了舊式精英的那種公共生活方式。不過，在這勝利的一刻，有四項發展鼓勵了較不正式、較私人化的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第一項是政治的民主化。它逐漸降低了除了“最高尚和最不可輕視者”以外的所有中產階級的公共和政治影響力，在某些情形下，（主要是自由派的）中產階級實際上被迫完全從政治活動中撤出。這些政治活動已為大眾運動或大眾選民所支配，這些選民拒絕承認那些不是真正針對他們的“影響力”。在19世紀末葉，維也納文化一般都被認為是某個階級和某個民族的文化，即中產階級猶太人的文化，這個階級和民族已不再被允許扮演他們所希望的角色，也就是德國的自由主義者，而且即使是非猶太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也找不到太多追隨者。[6] 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及其作者托馬斯·曼（Thomas Mann）——一位古老驕傲的漢薩（Hanseatic）同盟城市貴族之子——所代表的文化，是已經從政治中撤退的資產階級文化。波士頓的卡伯特家族（Cabots）和洛威爾家族（Lowells），雖然尚未被從政治中逐出，但是他們對於波士頓政治的控制權即將交給愛爾蘭人。19世紀90年代以後，英國北部的家長制“工廠文化”宣告瓦解，在這種文化中，其工人可以是工會的會員，但他們仍然追隨雇主的政治傾向，並且慶祝其雇主的周年紀念日。1900年後工黨出現的原因之一，是在工人階級選民中具影響力的地方中產階級，在19世紀90年代拒絕放棄提名地方上的“著名人士”（也就是像他們自己那樣的人）競選國會和市鎮議會席位的權力。資產階級在保持其政治權力這點上，此後它所能動員的恐怕只有影響力，而非徒眾。

第二項發展是勝利的資產階級和清教價值觀念中的某些關聯變得略微松動。這樣的價值觀念，以往非常有助於資本累積，而資產階級也往往以這樣的價值觀念自我標榜，表示他們與懶散而放蕩的貴族和懶惰而好飲貪杯的勞工有別。對地位穩固的資產階級而言，錢已經賺到了。它可能不直接來自它的出處，而是由紙張所做的規律性付款。這些紙張所代表的“投資”，即使不是源自遠離倫敦四周六郡的世界上的某一遙遠地區，其性質也可能是隱匿不明的。錢往往是繼承來的，或分給不工作的兒子和女性親戚。19世紀晚期的許多資產階級是“有閑階級”——這個名稱是當時一位相當有創意的無黨派美國社會學家托斯丹·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發明的，凡勃倫寫了一篇關於它的“理論”的文章。[7] 甚至有些真正在賺錢的人，也不需要在這上面花太多時間，至少如果他們是在（歐洲的）銀行業、金融和投機買賣中賺錢是如此。總之，在英國，他們剩下足夠的時間去追求其他事物。簡言之，花錢至少和賺錢一樣重要。花錢當然不必像非常富有的人那般揮霍，在“美好的時代”，非常富有之人的確多的是。甚至比較不富裕的人也學會了如何花錢追逐舒適和享受。

第三項發展是資產階級的家庭結構趨於松弛，這種現象反映為家庭婦女某種程度上的解放（下章再討論這個問題），以及一個比較獨立的“青年人”類別的出現，這個類別指的是介於少年和適婚年齡之間的年齡群，他們對於藝術和文學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參見第九章）。“青年”和“現代”兩個詞有時幾乎可以互用，如果“現代化”意有所指，則它指的是品位、室內裝飾和風格的改變。在19世紀下半葉，這兩種發展在地位穩固的中產階級中均已歷歷可見，而在其最後20年間尤其顯著。它們不僅影響了休閑方式，也大大增加了資產階級住宅作為其婦女活動背景的作用。當時休閑的方式是旅遊和度假。如維斯康蒂（Visconti）的《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 ）正確說明的，當時進入其榮耀時期的海濱和山間大旅館是由女客的形象所主宰。

第四項發展是屬於或自稱屬於或熱切希望屬於資產階級的人數正在穩定增長，簡言之，就是整個中產階級的人數在穩定增長。將所有中產階級聯系在一起的事物之一，是關於居家生活方式的某種基本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