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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民人數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長的情形下，大多數的合格選舉人，一定會是貧苦、不安和不滿的選民。他們無法逃脫其經濟和社會境遇，以及由此境遇所衍生的種種問題。易言之，他們不得不受其階級境遇的主宰。其人數因工業化潮流正在吞噬西方而顯著增加，其出現越來越不可避免，其階級意識似乎會直接威脅到現代社會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這個階級便是無產階級。年輕的溫斯頓·丘吉爾（當時是自由黨內閣成員）曾警告英國國會說，如果保守、自由兩黨的政治制度崩潰，則將為階級政治所取代，當他在說這番話時，心中所想的，正是這些人。

在所有被西方資本主義浪潮淹沒甚或包圍的國家，以勞力賺取工資度日的人數正在不斷增加——從南美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的大牧場和智利的硝酸鹽礦場，一直到西伯利亞東北冰天雪地裏的金礦區（大戰前夕，此處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和屠殺）。在任何需要修築工事，或需要在19世紀已不可或缺的市政服務和公共事業（例如瓦斯、供水和垃圾處理）的地方，在任何將全球經濟連為一體的港口、鐵路和電報到達的地方，都可看到他們的身影。在五大洲的許多偏遠之處，礦場即將被發現。到了1914年，北美洲、中美洲、東歐、東南亞和中東的油田也已被大規模開采。更重要的是：甚至在基本上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其城市市場也由在某種工業設施中工作的廉價勞力，供應加工過的食物、飲料、酒和簡單的紡織品。而在某些勞動力廉價國家，比如印度，相當規模的紡織乃至鋼鐵工業也在發展之中。可是，工資工人增加最快，並已形成諸如勞工這類可資辨識的階級的地方，主要是在早已完成工業化，或在1870—1914年間進入工業革命時期的國家，也就是說主要在歐洲、北美、日本和某些海外白人的大規模殖民地區。

工人的增長，主要是將前工業時代兩大勞動力儲藏區的人們轉移過來。這兩個儲藏區一是需要手工技藝的行業，一是農村——當時大多數人仍住在農村。到了19世紀末，都市化或許比以前任何時期都進展得更快、規模更大，而重要的移民激流（比方說來自英國和東歐的猶太聚居區）是由鄉鎮湧入，雖然有時是人數不多的市鎮。這些人可以，也確曾由一種非農業工作轉到另一種非農業工作。至於由田地上逃離的男男女女，即使他們還想務農，也只有極少數人能有這樣的機會。

一方面，西方正在進行現代化和已經現代化的農耕，需要的長工比以往少得多。不過現代農業倒是雇傭了相當多的季節性勞工，這些勞工往往來自遙遠的地方，工作季節一過，農人對他們便沒有任何需求。德國的波蘭“薩克森行走者”（Sachsengönger）、阿根廷的意大利“燕子”（據說他們拒絕在德國擔任收割工作，因為由意大利去南美比較便宜而且容易，工資也較高）、[4] 美國的跳火車越境者乃至那時便不時可見的墨西哥人，都是季節性勞工。雖然如此，農業的進步畢竟意味著從事耕作的人數減少。在1910年的新西蘭，沒有什麽值得一提的工業。那個時候，新西蘭人完全是倚靠極端有效率的農業維生，尤其專精家畜和乳制品業。可是，當時新西蘭卻有54%的人口住在市鎮，更有40%（這個比例是不包括俄國在內的歐洲地區的兩倍）從事服務業。[5]

同時，落後地區尚未現代化的農業，也已無法再為可能成為小農的人提供足夠的土地。當他們被迫向外遷移之際，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實在不想做一輩子勞工。他們希望“到達美國”（或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幾年以後賺夠了錢，便在某個西西裏、波蘭或希臘村落給自己買一點兒土地、一幢房子，並讓鄰居把他們當有錢人來尊重。他們之中的少數後來的確回去了，但大多數都留了下來，進了建築隊、礦場、鋼廠，或加入其他只需要賣力氣而不需要別的技能的都市和工業領域。他們的女兒和新娘便充當了家仆。

19世紀晚期以前，有許多人用手工方法制作最為大家熟悉的都市日用必需品，如衣服、鞋襪、家具等等。這些人從驕傲的工匠師傅，一直到工資甚低的技工或頂樓縫紉女，形形色色，無所不有。可是如今，機器和工廠生產開始威脅他們的生計，雖然他們的產量已有可觀增加，可是就算他們的人數似乎沒有戲劇性減少，他們在整個勞動力中所占的比例卻顯著下降。在德國，從事制鞋的人數在1882—1907年間只稍有減少（由40萬人左右減少到37萬人左右），但是在1890—1910年間，皮革的消耗量卻倍增。顯然，絕大部分的額外生產，是由1 500家較大的工廠所制造（大工廠的數目自1882年以後已增加三倍，所雇傭的工人幾乎增長了6倍之多），而非來自不雇傭工人或雇傭十個以下工人的小作坊，這類小作坊的數目下降了20%。1882年時，小作坊雇傭的工人占制鞋業工人的93%，如今只占63%。[6] 在迅速工業化的國家中，前工業式的制造業為各項新工業儲備了人才，這些人才數量雖然不多，但絕非無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