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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進步的最明顯表現是在“已開發”世界的物質生產方面和快速而廣泛的交流方面。這類進步所帶來的巨大財富在19世紀70年代，肯定尚未給亞洲、非洲以及除南端以外的拉丁美洲的絕大多數居民帶來好處。我們也不清楚它為南歐各半島或帝俄大半居民到底帶來了多大好處。即使在“已開發”世界，利益的分配也非常不平均。根據法國官方對19世紀70年代法蘭西共和國喪葬的分類，有3.5%為富人，13%—14%為中產階級，82%—83%為勞工階級（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二章）。不過，我們也很難否認這些地區的平民境遇的確有一些改進。在某些國家中，每一代人平均身高的遞增情形在1880年前便已開始，但是那時並不普遍，而且比起1880年後的情況，當時的改善也微乎其微。（營養絕對是人類身高增加的決定性因素。）[16] 1880年時，人們的平均壽命還相當短：在主要的“已開發”地區是43—45歲，德國在40歲以下，而在斯堪的納維亞則在48—50歲之間。[17] （20世紀60年代，這些國家的平均壽命大約是70歲。）雖然對這個數字影響最大的嬰兒死亡率此時正開始明顯下降，但是整體而言，19世紀的平均壽命確實是呈上升趨勢。

簡而言之，即使是在歐洲的“已開發”地區，窮人的最高希望或許仍是擁有一份足以糊口的收入、一片遮風擋雨的屋頂和一件足以禦寒的衣服，尤其是在其生命周期最脆弱的時刻，亦即當夫婦倆的子女尚不能謀生，以及當他們進入老年之際。在歐洲的“已開發”地區，人們不再以為自己真的會挨餓。甚至在西班牙，最後一次饑荒也在19世紀60年代便告結束。然而，在俄國，饑荒仍然是生活中的重要危機：遲至1890—1891年，俄國還發生了一次嚴重的饑荒。在日後所謂的“第三世界”當中，饑荒仍然不時可見。相當比例的富裕農民確實正在出現，而在某些國家中，也有一部分“值得尊敬的”技術工人或手工藝人能有多余的金錢，購買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物品。但是，實際上，企業家和商人所瞄準的市場對象，仍是具有中等收入的人。當時在供銷上最值得注意的創新，乃是始自法國、美國和英國，並已滲透到德國的百貨公司。波馬舍百貨公司（Bon Marché）、惠特利萬國百貨商店（Whiteley’s Universal Emporium）、華納梅克百貨公司（Wanamakers），其顧客對象都不是勞工階級。擁有眾多顧客的美國，已經在籌劃以中等價格貨物為主的大眾市場，但是即使在美國，貧民的大眾市場（“廉價”市場）還是少數小企業的專利，這些小企業認為迎合貧民是有利可圖的。現代的大量生產和大眾消費經濟尚未到來。不過，為期不遠了。

在當時人們還喜歡稱為“道德統計學”的那些領域，進步似乎也是明顯的。具備讀寫能力的人數顯然在增加。在拿破侖戰爭爆發之初，每一個英國居民每年大約寄兩封信，但是到了19世紀80年代上半葉，卻增加到42封，這不是文明進步的指標嗎？1880年時，美國每月發行1.86億份報紙雜志，而1788年時卻只發行33萬份，這不也是文明進步的指數嗎？1880年時，參加英國各種學會進修科學的人數或許是4.5萬人，大約比50年前多了15倍，這又是不是文明進步的指標呢？[18] 無疑，若以十分可疑的犯罪統計數字，和那些希望（很多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希望）譴責非婚姻性行為的人隨便猜度出來的道德品質來看，自然會顯示出較不確定或較不令人滿意的趨勢。但是，在那個時期，“先進”國家中隨處可見自由立憲制度和民主趨向，這能不能視為與當代不尋常的科學和物質勝利互補的道德改進跡象？英國國教主教和歷史學家曼德爾·克賴頓（Mandell Creighton）宣稱：“我們一定要假定人類事物已在進步當中，正如向來撰寫歷史所根據的科學假設一樣。”[19] 當時有多少人會不贊成他的話？

在“已開發”國家中，很少有人不贊成。不過有人或許注意到，即使是在世界上的這些部分，也是相當遲才有這樣的共識。在世界的其余地方，即使有人曾想到過，當時的大多數人也是甚至根本無法理解這位主教的主張。新奇的事物，尤其是城市居民和外國人從外面引進的新奇事物，是幹擾古老習慣的事物，而非帶來改進的事物。而實際上，它所帶來的幹擾已被證明是不可抗拒的，而其帶來的進步卻又薄弱得無法取信於人。世界既不是進步的，也不應被認為可能會進步：這種觀點同時也是“已開發”世界中堅持反對19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所力主的（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六章）。至多，如果光景不好不是由於饑荒、旱災和時疫等自然或神力的狂妄行為，則我們可望借著回復到以前不知為何被遺棄的真實信仰（譬如《古蘭經》的教義），或借著回復到某種公正和秩序的真實或想象中的過去，而恢復人類生活預期的標準。無論如何，古老的智慧和古老的習慣是最好的，進步只意味著年幼的人可以教訓年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