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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進步世界內外的野蠻人，其數量如此之多，以致進步只局限於極少數人當中，少數可以控制野蠻人而使文明得以維持的人當中。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不是說過嗎，“只要其目的是為了改進野蠻人，則專制政府便是對待野蠻人的正當政府形式。”[20] 但是，進步還有另一個更深刻的難題：它會把大家帶到哪裏？就算世界經濟的全球性征服——這項征服越來越倚重科學與技術的向前推進——的確是無可否認的，是普遍的、不可逆轉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就算到了19世紀70年代，想要阻止它們甚或減緩它們的企圖也越來越不切實際，越來越歸於沉寂，甚至那些致力於保存傳統社會的勢力有時也已經嘗試使用現代社會的武器來達到這個目的——如同今日那些使用電腦和廣播節目傳播《聖經》的教義者；就算代議政府所代表的政治進步和讀寫能力普及所造成的道德進步會繼續下去，甚至會加速進行，然而，進步果真會把我們帶向穆勒所謂的文明的躍升嗎？年輕的穆勒曾經明確指出，這個進步的世紀應是：一個更完善的，更明顯擁有人類和社會最佳特質的，更臻於完美的，更快樂、高尚和聰明的世界，甚至國家。[21]

到了19世紀70年代，資產世界的進步已到了可以聽到比較富有懷疑，甚至比較悲觀的意見的階段。而且這些意見又因19世紀70年代種種未曾預見的發展而得到加強。文明進步的經濟基礎已經開始動搖。在將近30年史無前例的擴張之後，世界經濟出現了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