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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大世界之間最清楚的區別是文化上的，最廣義的“文化”上的。及至1880年，在“已開發”世界中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大多數的男人與越來越多的婦女，都具有閱讀和書寫的能力。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中，政治、經濟和知識生活，一般而言均已從古代宗教——傳統主義和迷信的堡壘的桎梏下解放出來。而這些國家和地區也幾乎壟斷了對於現代工業技術而言越來越必要的那種科學。到了19世紀70年代晚期，任何大多數居民不具有閱讀和書寫能力的國家或地區，幾乎必然會被歸類為“未開發”或落後地區，反之亦然。因此，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俄國以及巴爾幹國家，最多也不過處於開發邊緣。在奧匈帝國（匈牙利除外）境內，捷克地區的斯拉夫人、操德語的居民，以及讀寫能力較低的意大利人和斯洛文尼亞人（Slovenia），代表了這個國家比較進步的部分，而大半沒有讀寫能力的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和塞爾維亞——克羅地亞人，則代表了其落後的部分。其居民大半沒有讀寫能力的城市，如當時所謂的“第三世界”的情形，更是落伍的有力憑證，因為通常城鎮居民的讀寫能力都比鄉村居民高得多。這種識字率的差異反映了相當明顯的文化因素，譬如說，和天主教徒、穆斯林及其他宗教信徒相比，基督教教徒和西方的猶太人比較鼓勵大眾教育。一個如瑞典般貧窮而且絕對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在1850年時，不能讀寫的人數尚不到10%，這種情形在信奉基督新教以外的地區是很難想象的（所謂信奉基督新教的地區，是指鄰接波羅的海、北海和北大西洋的大多數國家，並且延伸到中歐和北美）。另一方面，它也明確反映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分工。以法國人為例，1901年時，沒有讀寫能力的漁夫是工人和家庭用人的三倍，農夫則是他們的兩倍，半數的商人沒有讀寫能力，而公務員和專業人士顯然讀寫的能力最高。自耕農的讀寫能力比不上農業雇工（不過差不了多少），但是在不太傳統的工商業領域，雇主的讀寫能力通常都比工人來得高（不過不比其辦公室職員高）。[12] 在現實中，文化、社會和經濟的因素是分不開的。

由於在官方的主持或督導之下，全民初等教育日益加強，在本書所論時期，“已開發”國家的教育可以說是相當普及了，但是這種大眾教育絕不能與通常屬於極少數精英分子的教育和文化混為一談。就少數精英的讀寫能力而言，第一和第二世界之間的差異較小，不過歐洲知識分子、伊斯蘭教或印度教學者，以及中國的清朝官吏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麽共同點（除非他們都采用歐洲模式）。然而，就像俄國的情形那樣，民眾雖有許多是文盲，卻不妨礙其國家的極少數人創造出令人贊嘆的文化。不過其中仍有某些制度代表了“開發”地帶或歐洲人的支配特性，其中最顯著的便是世俗大學（大學在這個時候還不一定是指19世紀德國式的現代設置，這種德國式大學當時正在西方各地興起），以及為了各種不同目的而設立的歌劇院。這兩種設置，都反映了具支配性的“西方”文明的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