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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可明顯看出，即使到了20世紀70年代，人們仍認為帝國的年代對這個時代的思想形成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不論我們同不同意這個觀點，它在歷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因此，不僅是少數與1914年前直接有關的在世者，面臨著如何看待他們的私人過渡區的問題，而且，在比較非個人的層次上，每一個活在1980年的人，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因為1980年乃是由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個時代所塑造的。我不是說較遠的過去對我們而言較不重要，但是它與我們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在處理遙遠的時代時，我們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來者的身份面對它們，很像西方的人類學家著手調查巴布亞（Papuan）的山居民族一樣，如果它們在地理上、紀年上或感情上是足夠遙遠的，這樣的時期，便可以完全通過死者的無生命遺物——書寫、印刷或雕刻、物品和形象而存在到今日。再者，如果我們是歷史學家，則我們知道我們所寫的，只能由其他的陌生人來判斷和糾正——對於這樣的陌生人而言，“過去也是另一個國度”。我們的確是借由我們自己的時代、地點和形勢來假設過去，也傾向於以我們自己的方式重新塑造過去，去看待那些我們的目光可以洞悉的事物，以及那些我們的看法允許我們認出的事物。不過，我們在工作的時候也帶著我們這一行慣用的工具和材料，研究档案和其他一手資料，閱讀數量龐大的二手文獻，一路走過我們前輩學者許多代以來所積累的辯論和異議，走過不斷變化的風尚和不同的解釋與重要的階段，永遠好奇，（也希望能）不停地問問題。但是，除了那些以陌生人身份爭論一個我們不復記憶的過去的其他當代人以外，我們的工作也不會遭遇什麽阻力。因為，甚至我們以為我們所知道的1789年的法國或喬治三世時期的英國，也是我們通過官方或民間學究所學得的第二手或第五手知識。

當歷史學家想要努力鉆研仍有目擊者存活的時代時，兩種相當不同的歷史概念便互相沖突，或者，在最好的情形下，互相補充：學術性的和實際存在的、档案的和個人記憶的。由於每個人都已在心中與自己的一生達成妥協，因此每一個人都是他們所處時代的歷史學家。如同冒險進入“口述歷史”領域的人所知道的，從絕大多數人的觀點看來，這樣的歷史學家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他們的貢獻，卻有基本的重要性。對那些訪問老兵和政客的學者而言，從印刷品上所得到的資料，將較接受他們訪問者記憶中的資料更多也更可靠，但是他們卻可能誤解這些文字上的資料。而且，不像研究十字軍東征的歷史學家那樣，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學家，可能會被那些曾經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加以糾正。這些人回憶往事，搖搖頭說：“但是事情根本不是這樣。”不過，彼此對峙的這兩種歷史觀點，在不同的意義上都是對於過去的合乎邏輯的重建。歷史學家有意識地以為它們是如此，這樣至少可以予以說明。

但是，不明確區域的歷史則不同。其本身是有關過去的自相矛盾未能完全理解的形象。它有時比較模糊，有時顯然精確，永遠是由學術與公眾和私人的二手記憶所傳達。它仍是我們的一部分，但不再是我們個人所能影響的。它所形成的，類似那些斑駁的古代地圖——充滿了不可靠的輪廓和空白，搭配著怪物和符號。這些怪物和符號被現代的大眾媒體所誇大。正因為這個不明確的區域對我們而言很重要，遂使媒體也對它全神貫注。多謝媒體的恩賜，這種片段和象征的形象至少在西方世界已成為持久記憶的一部分：“泰坦尼克”（Titanic）號郵輪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它在沉沒後的75年，還具有最初的沖擊力，不斷出現在報紙雜志的大標題中。而當我們為了某種原因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一時期，我們心頭閃過的這些形象，比起以往那些常使非歷史學家聯想起過去的形象和逸事［當無敵艦隊接近英國時，德雷克（Drake）在玩滾木球遊戲，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Antoinette）的鉆石項鏈或“讓他們吃蛋糕”，華盛頓正在橫渡特拉華河（Delaware River）］，與時代的聯系更密切。後面這些形象和逸事沒有一件會片刻影響到嚴肅的歷史學家。它們超出了我們的領域。但是，即使我們是專業人士，我們能保證以同樣冷靜的態度，看待帝國時代那些已成為神話的形象，如“泰坦尼克”號郵輪、舊金山大地震和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嗎？

與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相比較，帝國的時代都更大聲疾呼要求摘下神秘面紗，正因為我們（包括歷史學家在內）已不再置身其中，但是又不知道它有多少尚在我們裏面。這並不意味著它要求揭露或揭發貪汙腐敗（它所肇始的一項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