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邁向工業世界(第2/7頁)

人口的這種顯著增長,自然極大程度地刺激了經濟。不過,我們應將這種人口增長視為經濟革命的結果之一,而不是其外在原因,因為若非如此,這般迅速的人口增長,不可能在一段很有限的時間之後繼續維持下去。(以愛爾蘭為例,由於沒有持續的經濟革命予以補充,人口增長的現象也就沒有維持下去。)人口增長帶來了更多的勞動力,特別是更多的青年勞動力,以及更多的消費者。這個時期的世界,是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年輕的世界:極目盡是兒童,盡是正處於生命全盛期的年輕夫妻或年輕人。

第二個重大變化是交通。鐵路在1848年時尚處於公認的幼年時期。不過,在英國、美國、比利時、法國和德意志,鐵路已經具有相當重要的實際意義了,甚至在修建鐵路之前,依從前的標準來看,交通的改良也十分驚人。例如,奧地利帝國(匈牙利除外)已在1830—1847年間,增加了3萬英裏以上的公路,其公路裏程也因此擴充了2倍。[5] 比利時在1830—1850年間,幾乎將其公路網增加了1倍;甚至在西班牙,也將其原本微不足道的公路裏程增加了幾乎1倍——這大多得感謝法國的占領。美國則是一如既往,在其交通事業方面要比任何其他國家更為龐大,其郵車道路網擴充至8倍以上,從1800年的2.1萬英裏,增加到1850年的17萬英裏。[6] 正當英國完成其運河網系統時,法國也開挖了2 000英裏的運河(1800—1847年),而美國則開通了至關重要的伊利運河(Erie)、切薩皮克(Chesapeake)和俄亥俄之間的運河等水路。從1800年至19世紀4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的航運總噸位增加了1倍多,而且已有汽船往返於英、法兩國之間(1822年),並定期航行於多瑙河上。(1840年時,約有蒸汽輪船37萬噸位,帆船900萬噸位,不過,實際上,汽船可能已負擔了大約1/6的運輸量。)為了擁有最大的商業船隊,美國再次勝過世界其他國家,甚至快要趕上英國。[4]

我們也不能低估當時已告實現的速度和運載能力的全面改進。無疑,那種能在四天之內(1834年),將全體俄國人民的沙皇從聖彼得堡送到柏林的馬車運輸,是普通人難以企望的;但是,新的快速郵車卻是他們搭得起的。在1824年後,快速郵車可在15個小時內從柏林直驅馬格德堡(Magdeburg),無須再花費兩天半的時間。鐵路,加上希爾(Rowland Hill)於1839年首倡的郵政標準化收費創舉(1841年又因發明了粘貼郵票而更為完善),使得郵件數量成倍增加。但是,甚至在這兩項發明之前,在不如英國那樣發達的各個國家中,郵件的增長也非常迅速:1830—1840年間,法國每年發出的信件數量,從6 400萬件增至9 400萬件。帆船不僅更為快捷,而且更為安全可靠,其平均噸位也更大。[7]

從技術層面看,這些改進當然不如鐵路那樣鼓舞人心。不過,那些跨越江河大川的壯麗橋梁、巨大的人工水道以及船塢,尤其是如飛燕展翅的快船,以及優美漂亮的新式郵車,依然得以名列最出色的工業設計產品。作為便利旅行交通,連接城鄉和貧富地區的手段,其效率更是令人贊嘆。人口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交通運輸的改進,因為在前工業時代,抑制人口的因素與其說是通常很高的死亡率,還不如說是饑荒和缺乏糧食的周期性災難(經常是地方性的)。如果說這個時期西方世界的饑荒變得沒那麽可怕(像1816—1817年和1846—1848年那種幾乎是普遍的歉收年除外),主要是因為有了這類交通運輸的改進,當然,還包括政府和行政管理效率的普遍改進(參見第十章)。

第三項重大變化,自然而然地表現在商業和移民的絕對數量方面。無疑,並非處處都是如此。例如,沒有跡象顯示卡拉布裏亞或阿普裏亞的農民準備遷徙,每年運往下諾夫哥羅德(Nijniy Novgorod)大市場的貨物量,也沒有增至任何令人驚訝的程度。[8] 但是,綜觀整個雙元革命的世界,人口和貨物的流動已有排山倒海之勢。1816—1850年間,約有500萬歐洲人離開祖國移民他邦(其中將近4/5前往美洲),而且在各國內部,人口遷移的洪流也變得更為巨大。1780—1840年,西方世界的國際貿易總額增至3倍,在1780—1850年間,更增加至4倍多。以日後的標準來看,這些數字無疑是很平常的,[5] 但是,若依照早期的標準來看——那畢竟是當時人用以比較的標準——這些表現全都超越了他們最狂放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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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這個時期的歷史學家,無論感興趣的具體領域是什麽,都無法忽略1830年這個轉折點。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轉折點之後,經濟和社會的變革速度明顯迅速地加快。在英國以外的地區,相對於1830年的快速變革,法國大革命及其引發的戰爭時期,幾乎沒有帶來什麽即時性的進步。唯有美國例外,它在獨立戰爭之後大步邁進,至1810年時,其耕地面積已增加了1倍,船隊噸位增加了6倍,並且在整體上顯示了它的未來潛力。[美國在這段時期的進步,不僅有軋棉機,還有汽船以及流水作業生產線的早期發展——伊文斯(Oliver Evans)成立了裝有傳送帶的面粉廠。]在拿破侖統治下的歐洲,日後工業的絕大部分基礎已經奠定下來,特別是重工業,但這些基礎在戰爭結束時,大多已蕩然無存,戰爭的結束為各國帶來了危機。從整體上看,1815—1830年間,是一個挫折時期,至多也只是一個緩慢的恢復時期。各個國家都在整頓它們的財政,通常采取的措施都是嚴厲地緊縮通貨(俄國於1841年成為最後一個這麽做的國家)。在國內危機和國外競爭的雙重打擊下,各個工業部門搖搖欲墜,美國棉紡織業所受的打擊更是異常嚴重。都市化進展緩慢。直到1828年,法國鄉村人口的增長速度已與城市人口不相上下。農業步履蹣跚,停滯不前,德意志尤為如此。觀察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甚至是強勁擴張的英國之外的經濟增長,無人會傾向於悲觀,但卻也很少有人會認為除了英國,可能美國也除外,有任何國家已開始進行工業革命。以新興工業的一項明顯指數為例:在英、美、法三國之外,世界上其余地方的發動機數量和馬力,在19世紀20年代,幾乎都不可能引起任何統計學家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