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戰爭（第4/11頁）

從社會意義的角度說，即使是一個法國人，他對當時戰爭形勢的看法也不會有太多的不同，應該說，他的祖國有點“四面楚歌”。在那個舊時代，各種力量、各種勢力的關系更加復雜多變，這裏的基本沖突是法國和英國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在那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主宰了歐洲的國際關系，從英國的觀點看來，這幾乎完全是經濟沖突。他們想消滅主要競爭對手，以實現完全主宰歐洲貿易、全面控制殖民地市場和海外市場（這也意味著要控制公海）的夢想。事實上，戰爭的結果差不多就是這樣。在歐洲，這樣的目標意味著英國不具有任何領土野心，除了控制在航海上具有重要性的某些據點以外，或者確保這些據點不落入那些強大到足以構成危險的國家手中。至於其他方面，英國對任何具均勢性的歐洲大陸政策，均表示歡迎。在海外，這樣的目標代表著大肆破壞其他國家的殖民帝國，使其盡數納入英國統治下。

這種政策本身原足以為法國提供一些潛在盟友，因為所有從事航海、商業和殖民的國家都會以疑慮、敵視的態度來看待英國的政策。事實上，它們的正常態度就是中立，因為在戰時自由經商的好處是很大的，但英國傾向於把中立國的船運（完全現實地）看作在幫助法國人而不是他們，因而時常有沖突爆發，直至1806年後，法國的封鎖政策才把它們推到對方陣營。由於大多數航海大國都力量薄弱，或者深居歐洲，所以，沒有給英國造成多大麻煩；但1812—1814年的英美戰爭，卻是這樣一種沖突的結果。

從另一方面看，法國對英國的敵視態度就要復雜一點，但其中，像英國人一樣，要求全面勝利的因素因革命而大為加強，這次革命使法國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而資產階級的胃口在某種程度上也和英國人的胃口一樣，是沒有止境的。要想對英國取得起碼的勝利，便需破壞英國的商業（他們正確地認為，英國仰賴於商業），而要預防英國恢復勢力的措施，便是一勞永逸地摧毀它的商業。（英——法沖突和羅馬——迦太基沖突的類比，大量存在於法國人的思想中，他們的政治意象主要是古典的。）在野心大一些時，法國資產階級會指望靠著自身的政治和軍事資源抵消掉英國明顯的經濟優勢，例如為自己建立一個廣大而受控制的市場，把競爭對手排除在外。與其他沖突不同，這兩種考慮都會使英法沖突變得持久而又難以解決。任何一方實際上除獲得全面勝利外，都不準備解決問題（這種情況在今天雖然很常見，但在當時卻是罕有的事）。兩次戰爭之間的短暫和平（1802—1803年），便因雙方都不願意維持下去而告終結。這種沖突的難以解決，因雙方在純軍事領域中的對峙局勢，而變得更明顯：從18世紀90年代末期，情況就很清楚，英國人無法在大陸上有效地贏得戰爭，而法國人也不能成功地突破海峽。

另一些反法強國，則忙於不那麽殘酷的爭鬥。它們都希望推翻法國大革命，雖然都不想以它們自己的政治野心為代價，但到了1792—1795年後，這樣的願望顯然已難以實現。奧地利是最堅定的反法大國，因為法國直接威脅到它的屬地、它在意大利的勢力範圍和對德意志的主宰地位。因而奧地利加強了與波旁王朝的聯系，並參加每一次重要的反法同盟。俄國參加反法戰爭則時斷時續，它僅在1795—1800年、1805—1807年和1812年參戰。普魯士的態度則有點遊移，它一方面同情反革命勢力，一方面又不信任奧地利，而它想要染指的波蘭和德意志，卻需要法國的主動支持。於是，它只是偶爾參戰，並且是以半獨立的方式：如在1792—1795年、1806—1807年（當時它被粉碎）和1813年。其余時不時參加反法聯盟的國家也表現了類似的政策搖擺。它們反對法國大革命，但是，政治歸政治，它們還另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在它們的國家利益中，並沒有什麽東西非要它們堅定不移地敵視法國，特別是一個決心定期重劃歐洲領土的常勝法國。

歐洲國家這種長期存在的外交野心和利益，也為法國提供了許多潛在盟友。因為在相互競爭和處於緊張關系的每一個永久性國家體系中，與甲方的不和，就意味著對反甲一方的同情。這些潛在盟友中最可靠的是地位較低的德意志王公們，他們有的是長期以來便將自身的利益建築在（與法國結盟）削弱皇帝（即奧地利）對各諸侯國的權力上，有的則是飽受普魯士勢力增長之苦。德意志西南部諸邦，如構成拿破侖萊茵邦聯（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1860年）核心的巴登（Baden）、符騰堡（Wurtemberg）、巴伐利亞和普魯士的老對手以及受害者薩克森，是這類國家的代表。實際上薩克森是拿破侖最後一個最忠實的盟友，其原因部分可用經濟利益來說明，因為薩克森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制造業中心，可以從拿破侖的“大陸體系”（Continental System）中獲得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