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業革命（第3/13頁）

所幸的是，進行工業革命並不需要太多高深的學問。[1] 工業革命的技術發明極為平常，其技術要求絕不會超出在工廠學得豐富操作經驗的聰明工匠，或者說，絕不會超過木匠、磨坊制作匠和鎖匠的創造能力：如飛梭、珍妮紡紗機、走錠精紡機。即使從科技上看來最為復雜的機器，如1784年瓦特發明的旋轉式蒸汽機，其所需的物理水平也不會超過此前大半個世紀已經達到的程度——蒸汽機的完善理論直到19世紀20年代才由法國人卡諾（Carnot）加以發展——並且可以在以往幾代人實際使用蒸汽機（主要在煤礦）的基礎上制造出來。假如條件適當，工業革命的技術革新（可能化學工業除外），實際上是水到渠成。但這並不表示早期企業家通常對科學不感興趣，只一味尋求實際利益。[4]

在當時，這種適當的條件在英國是顯而易見的。在英國，人民有史以來第一次正式審判並處死了國王，個人利益和經濟發展變成了政府政策的最高目的，這些都已是一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了。出於實際的目的，英國已經找到了解決土地問題的革命性辦法，這是獨一無二的。相當一部分具有商業頭腦的地主幾乎已經取得了對土地的壟斷地位，這些土地由農場主人雇用無地或小土地持有者來耕作，農村大量古老的集體經濟殘余，仍需借由《圈地法案》（Enclosure Acts，1760—1830）和私人交易加以掃除。但是，我們幾乎不能再以法國農民、德國農民或俄國農民那種意義上的農民來形容“英國農民”了。市場已經支配著農場，制造業早已滲透到非封建性的農村。農業已經做好了在工業化時代實現它的三個基本功能的準備：（一）增加生產，提高生產率，以便養活迅速增長的非農業人口；（二）為城市和工業提供大量不斷增長的剩余勞動力；（三）提供一個累積資本的機制，把資本用於經濟活動中較為現代的部門。（另外還有兩個功能在英國可能不太重要，那就是在農業人口中——通常占總人口的大部分——創造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以及提供出口盈余，以有助於保證主要商品的進口。）大量的社會管理資本已經被創造出來，它們是為使整個經濟平穩前行所必須投入的昂貴的基礎設施，尤其在船運、港口設施，以及道路和水路的改進方面更加明顯。政治已經適應利潤的需要。商人的特殊需求可能會遭到其他既得利益團體的抵制，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土地利益團體將在1795—1846年間豎立最後一道障礙，以阻止企業家前進。但是，從整體上看，金錢萬能已深入人心，企業家要想在社會的統治階層中爭得一席之地，其所必備的前提，就是要有足夠的金錢。

毫無疑問，商人正處在發達致富的過程中，因為對大多數歐洲國家來說，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是一個繁榮的時期，是一個經濟自由發展的時期，是伏爾泰（Voltaire）《老實人》中的潘格羅斯（Dr.Pangloss）幸福樂觀主義的真實背景。人們很可能認為，這種受到輕微通貨膨脹推動的經濟發展，遲早會把某些國家推過區分前工業化經濟與工業化經濟的分水嶺。但是，問題並沒那麽簡單。事實上，18世紀大部分的工業發展並沒有立即，或者說並沒有在不遠的將來導致工業革命，即導致一個機械化“工廠制度”的產生。這個制度反過來生產大量的產品並使成本迅速降低，它不再依賴於現有的需求，而是創造了自己的市場。[2] 例如建築貿易，以及在英格蘭中部和約克郡（Yorkshire）無數生產家用金屬制品——釘子、鐵鍋、刀具、剪刀等等——的小規模行業，在這一時期顯得蓬勃發展，但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總是現存的市場。在1850年，它們所生產的商品遠多於1750年，但生產方式本質上還是舊式的。當時經濟所需要的並不是隨便哪一種類型的發展，它所需要的是一種創造了曼徹斯特而不是伯明翰的特殊發展。

此外，初始的工業革命是在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在這個條件下，經濟發展是從無數個私人企業家和投資者紛繁復雜的決斷中出現的，每一個決策都根據那個時代的第一條聖訓，即賤買貴賣。他們是怎麽發現最大的利潤來自有組織的工業革命，而不是他們更為熟悉（在以前也是更有利可圖）的經營活動？他們是怎麽知道當時尚無人知曉的秘密：工業革命將創造一種空前的力量，加速擴大他們的市場？倘若工業社會主要的社會基礎已經打好，就如18世紀晚期的英國幾乎肯定已經形成的那樣，它們仍需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需要存在一個已經為制造商提供了特殊報償的行業，如果需要的話，他可以通過簡便廉價的革新，迅速擴大他的產量；第二，需要有一個基本上為某個生產國所壟斷的世界市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