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業革命（第2/13頁）

把這一過程稱為工業革命，既合乎邏輯，又與業已形成的傳統相一致，雖然在保守的歷史學家中間——可能是由於在具有煽動性的概念面前有些羞羞答答——曾經有過一種時尚，否認工業革命的存在，而代之以諸如“加速演進”這類陳詞濫調。如果發生在18世紀80年代前後那次本質上的、基礎性的突然變化不是一場革命，那麽，革命這個詞就不具常識意義。工業革命的確不是一段有始有終的插曲。要問工業革命“完成”於何時，那毫無意義，因為就其本質而言，從此以後，革命性的變化已成為常態。這一變化仍在繼續進行，我們最多只能問，經濟上的轉變發展到什麽時候才足以建立真正的工業化經濟；廣義地說，什麽時候才能夠在既有的技術條件下生產它想生產的一切東西，用專業術語來說，什麽時候才能成為一個“成熟的工業經濟”。在英國，因而也就是在這個世界上，工業化的初始階段可能與本書所述時期幾乎完全一致，因為，如果工業革命的“起飛”是從18世紀80年代開始，那麽，或許可以說它結束於19世紀40年代英國鐵路的修建和大規模的重工業建設。但是，革命本身，革命的“起飛時期”，或許能夠盡可能精確地確定在從1780—1800年這20年中的某個時候，與法國大革命同時代，而又稍稍早於法國大革命。

不論怎麽估計，工業革命無論如何都可能是自農業和城市發明以來，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且，它由英國發端，這顯然不是偶然的。倘若18世紀有一場發動工業革命的競賽，那麽，真正參加賽跑的國家只有一個。在歐洲，從葡萄牙到俄國，每個開明專制國家的工業和商業都有長足的進步，這種進步都是由每個開明王國中那群明智且經濟概念並不幼稚的大臣和文職官員所推動的，他們每一個人至少都像當今的統治者那樣關心“經濟成長”。有一些小國和地區的工業化確實給人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比如薩克森和列日（Liége）的主教轄區，盡管它們的工業實力太小、太具地方性，還不能像英國那樣產生世界性的革命影響。不過我們卻可清楚地看到，即使在革命發生以前，英國在每人平均的生產量和貿易額方面已經遠遠地走在它主要的潛在競爭對手之前，即使在總產量和貿易總額上彼此還相差無幾。

不論英國領先的原因是什麽，它在科技方面並不占優勢。在自然科學方面，法國幾乎肯定走在英國之前。法國大革命相當大程度地加強了這種優勢，至少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是如此。因為，在法國，科學受到革命的鼓勵，而在英國，反動派則懷疑科學。甚至在社會科學方面，英國人距離使經濟學成為——並且基本保持為——盎格魯——撒克遜人顯學的優勢還遠得很呢。不過在此時，工業革命的確使它們置身於毫無疑問的首要地位，18世紀80年代的經濟學家不僅喜歡讀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而且——或許比較有益——喜歡研究法國重農學派和國民所得會計學派，魁奈（Quesnay）、杜爾哥（Turgot）、尼摩爾公爵（Dupont de Nemours）、拉瓦錫（Lavoisier），或許還能讀到一兩位意大利人的著作。法國有著比較獨到的發明，例如1804年的雅凱（Jacquard）紡織機，這種機器的裝置要比任何一種英國設計的機器復雜。法國也制造了較好的船只。日耳曼人擁有像普魯士礦業學校（Bergakademie）那樣的技術培訓機構，在英國就沒有類似的機構。法國大革命創造了獨一無二、給人深刻印象的巴黎綜合工科學校（Ecole Polytechnique）。相較之下，英國的教育如同兒戲，盡管它的不足之處多少因要求嚴格的鄉村學校，以及具有嚴謹、激情和民主氣息、信奉加爾文教派（Calvinist）的蘇格蘭大學所抵消。這些學校把一大批才華出眾、勤奮刻苦、追求事業、具有理性精神的年輕人，源源不斷地送往南方，這些年輕人包括瓦特、特爾福德（Thomas Telford，英國工程師）、麥克亞當（Loudon McAdam，蘇格蘭發明家）、穆勒（James Mill）等人。牛津和劍橋是英格蘭僅有的兩所大學，從學識上看，它們無足輕重，除了那些被排斥在（英國國教）教育體制之外的非國教新教徒們所建立的專科學校之外，這兩所大學和公立學校或文法學校一樣，毫無生氣可言。甚至希望自己兒子能接受良好教育的貴族家庭，也依賴私人教師或蘇格蘭的大學來完成學業。19世紀早期，教友派信徒蘭開斯特（Quaker Lancaster，以及在他之後，他的國教派競爭對手）建立了一種自願式的大眾識字教育，這個教育系統在經歷了一番教派爭論之後，很偶然地永遠承擔起英國教育的重責大任，而在此之前，英國並沒有任何初等教育體系。社會恐懼阻礙了窮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