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總督“三只鳥”[1]

獨裁政治之下的理想是不允許有特權階級存在。在君主面前，無論是大臣、地方官、商人還是農民，都必須是普通的臣民。但是君主不可能一個人承擔全部的政務，無論如何都需要龐大的官僚組織，然而官僚只是協助天子，代行天子保證人民生活的任務而已。正如君主需要對耗費民財來滿足自己願望之事持謹慎態度一般，官僚也不能為了一己私欲而任意處理政事。官僚應當為了天子與萬民而存在，而不是為官僚自身而存在。

但在現實生活中這是非常困難的。由於被天子委以大權，官吏往往會以權謀私，不但完全不為人民著想，反而榨取人民以自肥，這樣的狀況很常見。官僚之間聯系緊密，互相幫助遮掩所做的惡事，在互相的包庇之下，收取賄賂，侵吞公款。官僚給彼此面子、互相庇護缺點的行為甚至被視為美德，於是就出現了讓人無從下手整頓的官場習氣。其中最糟糕的是科舉出身的人。考官與考生中的及第者成為老師與弟子，同一期考試及第者們成為同年級同學，即“同年”，以此建立了密切的聯系，以圖相互方便。觸怒君主並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若是被同僚厭惡則永無出頭之日了。他們如此團結，結成十分牢固的“朋黨”。

雍正帝認為要想讓他們按照官僚本來的使命施政為民，放棄施政為官，無論如何必須破壞這些科舉出身之人的團結，但是又不能貿然放棄擁有上千年漫長歷史的科舉制度，而且最重要的是除此之外沒有更適當的方法。總之，如何運作制度要比制度本身更重要。自古就有以下說法：

有治人，無治法（進行治理的是人，並不是法律條文）。

人才的問題也一樣。科舉出身的人自然都不是平庸之輩，重要的是如何運用人才。建立選拔人才的公正標準，對成績斐然者盡數錄用，對無能乖張者毫不留情地免職，如此下去，官場的風氣也會煥然一新吧。

［朕待天下臣工總惟大公無我一語耳。］朕從來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自取疑。賞罰亦然，總與朕無涉。朕不橫意見於中，以為此人必信此人必疑也。

如此強調是非分明的雍正帝拼命地尋找人才，求賢若渴。

人才難得為帝王第一苦衷。

他曾如此深深感嘆。即使是睿智非凡、見識廣博的雍正帝，也有數次被欺騙而失敗的經歷。最終得到皇帝完全信任、恩寵不衰的是地方官田文鏡、李衛和鄂爾泰三人。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人都不是科舉出身。

田文鏡是漢軍出身。所謂漢軍，雖然也是漢人，但在清朝還在東北之時便已經歸順，代代為臣。因此，漢軍即使不參加科舉也有特別的出仕途徑。在雍正初年，他已是六十歲的老人，擔任相當於日本總理廳秘書的內閣侍讀一職。他被命令前往陜西省祭祀華山之神，途經山西省，見到人民苦於饑饉。這是關系到地方官政績的大事，因此被地方官員隱瞞下來，並未向朝廷報告。田文鏡看不下去，上奏天子，天子也為之一驚，立即任命田文鏡為特使，派遣他前往山西救災，挽救了七八十萬災民的性命。

如此能幹之人，為何至今未聞一人贊許？

雍正帝終於注意到他了。工作結束後，他被任命為相當於河南省財政官的布政使，很快被提拔為相當於民政長官的巡撫之上的總督。他治理河南省約十年，被稱頌為政績天下第一。

田文鏡在承擔賑濟山西省饑民工作的同時，勸說地方官員向天子提出整理地方財政的策略。調往河南省之後，他被賦予了自由發揮其才能的權利，便將這一計劃付諸實踐，以為天下模範。

當時官吏的俸祿少得可憐，低到甚至無力維持家庭生活。作為民政長官的巡撫的俸祿一年僅白銀一百五十五兩，在一兩白銀相當於六鬥米的時代，在生活水準高、交際講究排場的官場，無論如何都難以為繼。原因何在？在估算財政收入和支出時，盡量把基礎值降到最低，這在中國自古以來被視為善政。租稅從人民那裏以谷物和現銀的形式征收上來，幾乎全部被收入中央國庫，完全沒有惠及地方。只有高級官吏和軍隊的俸祿從中央國家經費之中支取，而原則上國庫不允許支給地方費用。至於地方官衙的維持費、書記[2]的勞務費、辦公費等，中央沒有什麽特別規定，各地方視情況而自由處置。於是，地方政府除去收取法律規定的國稅外，還收取占國稅若幹成的附加稅（耗羨）。雖然這種行為不被中央政府認可，但由於地方不得不征收附加稅來維持運作，故而被默許。因此若是盡量將租稅的額度定得小一些，就算地方官再增加幾成的稅收，也沒什麽大不了。若是將必要的部分悉數算入租稅，地方官在此基礎上增收幾成稅額的話，反而增加了人民的負擔。